熙寧五年（1072），李憲被派到西北與王韶共事，參與開拓西北的行動，實際是起到監軍作用。李憲與王韶合作成功收復熙河，但是王韶與李憲逐漸產生矛盾。征討青唐大酋木征一戰中兩人因爭功最終導致兩人關係破裂，在支持王韶的王安石建議下，李憲被召回。但是神宗不久又命李憲從王韶征討河州，實際上還是監軍。從這裡可以看出，李憲其實是宋神宗牽制王韶的重要工具。
王韶在熙寧五年閏七月壬子（初五），上奏請築乞神平堡（後改名慶平堡，今甘肅定西市臨洮縣東南八十里），稱得到新附的羌人七千騎來助守。王安石主張優與支賜羌人首領。宋廷隨即在翌日（甲寅，初六）詔三司出銀絹共十萬付與秦鳳路緣邊安撫司，以備邊費。王韶在同日又奏，他遣將破蒙羅角族及抹耳水巴等族，並已築城渭源堡（今甘肅定西市渭源縣城北）及乞神平堡。宋軍獲其首領器甲，並焚其族帳，洮西大震。神宗即批示王韶盡快將立功將校名單進呈。從後來李憲獲厚賞之事推之，他在這場漂亮大勝仗中當立下大功。王韶再上奏，請討南市，進攻青唐大酋木征。戊辰（廿一），王安石向神宗轉奏王韶的意圖，並大力支持，認為取木征甚易，而西夏絕不敢來援。
八月初，木征渡過洮河為蒙巴角等族聲援，於是蕃族餘黨復集於抹邦山（即瑪爾巴山，在臨洮縣南三十五里）。王韶對諸將言，若宋軍進至武勝軍，則抹邦山可一舉而定。王韶馬上派部將景思立（？—1074）、王存（？—1074）領涇原兵由竹牛嶺南路進軍，惟虛張聲勢，迷惑蕃軍；王韶本人就領大軍偷偷由東谷路直取武勝軍。王韶行軍未及十里，即遇敵而破之，蕃部首領、木征謀主、包順兄瞎藥（？—1074，後改名包約）等棄城夜遁。甲申（初八），蕃部大首領曲撒四王阿珂出降，宋軍收復武勝軍。王韶上奏報捷。
李憲作為神宗的心腹內臣，除參預戰鬥外，在這次西征行動還負有獨立稟報軍情的任務，雖無監軍之名，卻有監軍之實。八月辛卯（十五），李憲向神宗奏報，以宋軍方築武勝軍，請本路經略、轉運司負責供應守城戰具。神宗從其請，下詔王韶從速修城，如缺防城器用，就令秦鳳路經略司於近裡城寨供應，仍差保甲義勇輦運，而免他們今年的校閱。李憲又上言，聞知王韶想返回通遠軍以備西夏，現已遣部將馬忠盪除抹邦山南不歸順的蕃部，他請求神宗讓王韶且留在武勝軍。王安石為王韶解釋，認為王韶要去通遠軍，必是虛聲防備西夏，實在為了襲擊在抹邦山不順的蕃部，以保武勝軍。神宗最後折衝李憲與王安石的主張，認為抹邦山去武勝軍遠，不可令王韶只在一處，須要命他往來經略兩處。壬辰（十六），宋廷賞功，賜從征武勝軍役在軍者袍二萬領，改武勝軍為鎮洮軍，以西征先鋒引進副使、帶御器械高遵裕知鎮洮軍，命他依舊擔任秦鳳路鈐轄、同管勾緣邊安撫司，命所有本軍合置官吏，聽他奏舉。而在鎮洮軍設置市易司，賜錢帛五十萬。後又以司農寺錢二十萬緡賜秦鳳路緣邊安撫司，以三司錢三十萬緡賜鎮洮軍，並為常平本錢。
八月丁酉（廿一），李憲再奏上神宗，稱洮河西岸，木征人馬出沒，他建議令秦鳳路就近調發軍馬，以犄角接應，戎人就會畏服。神宗接受了他的意見。
同月甲辰（廿八），王韶奏報破木征於鞏令城，其弟結吳延征舉其族二千餘人並大首領李楞古、訥芝等出降。九月丙午（初一），宋廷詔以結吳延征為禮賓副使、充鎮洮軍河西一帶蕃部鈐轄，另封其母實壘卒為永安縣太君，賜以器幣。宋廷又在丁未（初二）詔鎮洮軍獻木及運木蕃部，並優與價錢，自今應役使及有所獻的並酬其值。戊申（初三），詔秦鳳路緣邊安撫使曉諭木征，限一月歸降。
宋軍正在挺進時，主帥王韶卻與李憲意見不合。神宗覺察二人的分歧，九月癸亥（十八），他對王安石表示，聞知王韶有書與秦鳳帥呂公弼，憂慮麾下諸人「行遣不一」。神宗認為必定是李憲和王中正與王韶有異議。王安石為王韶說話，認為「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疑，軍事最惡如此」。他以事權應統一，而有信心若專任王韶可破木征。神宗接受他的意見，表示已召還李憲，而王中正修城畢也會召還。
神宗以內臣變相監軍，而李憲偏又多有自己的主張，那自然招王韶之忌。為了讓王韶立功，神宗就放棄以李憲作為西征軍耳目的初衷。關於李憲與王韶失和的原因，孔平仲（？—1102 後）所撰《孔氏談苑》認為肇因於熙寧六年（1073）（按當為七年）木征投降之處置。當木征降於常珂諾城後，王韶奏以部將王君萬（？—1080）及韓存寶（？—1081）負責受降，但李憲奏以其部將燕達（？—1088）受降。孔認為王、李二人爭功，嫌隙由此啟。孔又記神宗曾對呂惠卿（1035—1111）盛稱李憲擒木征之功，因李憲的麵奏詳於王韶的條奏，二人即因爭功而致不睦。不過，筆者認為王、李相爭，早在擒木征之前。二人都是強悍自信而好立功名的人，神宗要二人共事，卻要李憲獨立奏報軍情，又如何能令他俯首聽命於王韶？二人發生不和是早晚的事。
誰都看出李憲是神宗在西邊的耳目，地位超然。正如沈琛琤的分析，李憲在熙寧六年前後，以環慶路勾當公事的差遣參預了王韶收復熙河的軍事行動，熙寧七年又任熙河路勾當公事，雖然名為帥司屬官，但李憲得皇帝親信而實權至重，有時「得同三軍之政」，對王韶作為主帥的統一指揮權有可能造成負面影響，甚至侵奪主帥之權。故此在二月乙酉（廿三），李憲出使熙河前，王安石與王珪（1019—1085）同奏上神宗，藉著李憲往諭王韶應少留效用人以省浮費的問題上，王安石借題發揮，提出主帥權力的重要。神宗起初只令李憲詣王安石，問還有何事要宣諭王韶。王安石對神宗如此寵信李憲不以為然。君臣二人在數天後便為李憲而發生針鋒相對的爭論。辛卯（廿九），當神宗批示王安石，說已差李憲往熙河勾當公事，當王韶等開軍事會議時，李憲的座次可依奉使例行之。王安石反對，認為李憲這樣等同干預三軍之政，如此任將，恐難責王韶成功。神宗卻說是王韶要求李憲到來。王安石反駁軍中豈會喜歡內臣在其中？只是不得已接受。他又說王韶昨日知道王珪曾反對李憲出使，還多謝王珪一番。現時王韶所謂請李憲到來，不過是防止有人反對修城，而借李憲來促成其事。神宗卻說王韶密奏是執政不想李憲在軍中，而他實在賴其議事。王安石又說河州之行太速，王韶辯稱他被李憲脅迫，故如此倉促。王安石又引述王珪之言，說他曾質問王韶為何選擇不佳的出軍日期，王韶的回答是李憲想他趕快出兵。王安石再引述王韶之言，說李憲不如王中正，只為李憲厭惡王中正，故王中正不得來。神宗聽後不解，反問王韶為何前言不對後語，之前說王中正極疏略，不可與計事。又說李憲極可使令。若遣去，有敗事定歸罪於李憲，如此即難遣去。但王安石仍堅持最好不要派李憲前往。神宗這時卻道出他的用人態度，以人亦無方類，如太宗朝內臣王繼恩（？—999）便率軍平蜀，豈可以宦官就不能用？他仍說是王韶主動要求李憲襄助。王安石就指出王韶的用心，不過是要神宗一親信人在軍中，以塞讒訴之口而已。神宗又說高遵裕當初不去武勝軍及河州，宋廷並未怪罪，而今李憲去河州又有何罪？王安石仍指李憲在河州之役，兵未集乃遽出為倉促之過。當神宗怪王韶言語前後矛盾時，王安石又為他辯護，說王韶沒有別的用心，不過想要李憲在軍中保證其所為以抗異論，又怕外廷非議他依附宦官，故不想漏其奏請，而更說不欲李憲前往罷了。王安石雖詞鋒凌厲，極力反對李憲出使，但神宗仍派李憲往熙河。不久，王安石問神宗，李憲是否久留熙河？神宗知道王安石不喜李憲，就回答說李憲事畢即還。
王安石尚不知景思立已戰死，仍然重提舊事，堅持說景思立違節制不能治，故士卒無忌憚而有河州殺降之事。而他又不能行法，卻將犯事者大半釋放。王氏又指責李憲昨日奏稱河州人攻城兩日無功，故殺降是情有可恕，不宜不賞。神宗雖然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但仍在二月壬辰（三十），以錄郎家族之功，厚賞景思立等諸將，景氏自四方館使遷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皇城使苗授為西上閤門使，供備庫使韓存寶為皇城使、文州刺史，引進副使、帶御器械王寧為客省副使，減磨勘三年。神宗要到三月乙未（初三）才知景、王二人已戰死。神宗以景思立輕敵致敗，就不肯贈他官職。
王韶等赴京奏事還，至興平縣（今陝西咸陽市興平市）時，知悉河州的變故，馬上疾馳返回西邊前線。他在三月甲辰（初七）奏報宋廷，他已領兵自秦州趕往熙州。他抵熙州後，部屬都在準備守城，他命盡撤城防，選兵二萬人，直撲定羌城。三月丙午（初九）渡過洮河。翌日（丁未，初十），遣王君萬等先破結河川額勒錦族首領耳金，以斷西夏通路，斬千餘級。丁巳（二十）王韶大軍進至寧河寨，討布沁巴勒等蕃族於鋪心、把離等谷，又斬獲千餘級。鬼章等軍三萬餘見黨援既絕，又怕斷南山之路，就拔寨而去，河州圍解。木征逃入南山。甲寅（十七），諸將領兵傍南山焚族帳，斬三百餘級，即日通路至河州。鬼章等餘眾退保踏白城西，杓摩雅克等族就退至河州外百餘裡。宋軍勝利在望。
當王韶大軍節節勝利時，宋廷因邊奏不通，以為木征及鬼章乘勝攻取岷州，樞密副使吳充竟然請棄岷州，馮京也附和，幸而神宗和王安石均反對。李憲這時正順道按視鄜延軍制，行至蒲中（今山西運城市永濟市），接到景思立敗死的消息，於是奉神宗命疾馳至熙州軍中，據《長編》引《宋國史·李憲傳》及《東都事略·李憲傳》與《宋史·李憲傳》載，宋廷先前已出黃旗書敕諭將士，如用命破賊者倍賞。李憲於是晨起帳中，張開神宗所敕字黃旗告吏士說：「此旗，上所賜也，視此以戰，帝實臨之。」於是宋軍士氣大增，爭相用命。李憲在關鍵時刻做了激勵三軍的事。三月甲寅（十七），他奉王韶之命。督諸將領兵傍南山焚族帳，斬三百餘級，即日通路至河州。鬼章等餘眾退保踏白城西，杓摩雅克等族則退往河州百餘裡。然而，正當李憲在西邊殺敵立功時，朝中的王安石仍對李憲心懷偏見，三月戊午（廿一），他向神宗奏事時，仍借題發揮，堅稱：「李憲庇景思立數有大罪，陛下不治；皮公弼交結內臣，開河無狀，得罪甚薄。」總之，王安石對神宗寵信的內臣就要一棍打死。
上文提到，宋人孔平仲記王韶與李憲在降木征之役爭功而生嫌隙，他說王韶在奏中稱是他令王君萬及韓存寶接受木征投降，但李憲卻奏稱是他與燕達納其款。孔氏也稱神宗曾對呂惠卿稱許李憲擒木征之功，因李憲有機會向神宗面奏，所言自然詳於王韶的條奏。李憲本是神宗寵信的內臣，神宗當然更相信李憲所言。按《長編》及《宋會要輯稿》引述王韶的奏報，很少道及李憲的具體戰功；反而大概據《宋國史》寫成的《東都事略》及《宋史》李憲本傳才具體交代李憲的戰功。王韶是否不經意地少提李憲的戰功頗值得思考。誠如筆者前面所述，王韶與李憲的關係一開始就非合作無間。王韶對李憲的態度有矛盾的兩方面，誠如王安石所說，王韶一方面要靠李憲作為助力及擋箭牌，爭取神宗對他的支持並抵消反對他開邊的朝中勢力。另他也不能抹殺李憲的軍事才能及戰功，特別是降服木征一役的戰功。正如《宋會要輯稿》所說，王韶「領洮河安撫司，李憲為之助」，而降木征，收復洮、河二州，啟地二千里，宋廷就以為大慶，雖然用兵熙河以來，每年常費四百餘萬緡，即到熙寧七年以後，常費稍減至三百六十萬緡；但神宗仍認為王韶立下大功，故「王韶由節度推官數年至樞密使，李憲自走馬承受至統帥」，王韶知道沒有李憲的配合，他不能成此大功業。後來其子王厚在徽宗朝開邊，便師承其法，主動請徽宗派親信內臣童貫從征。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和王安石等文臣一樣，基於文臣的自尊，他要李憲完全服從他的指揮，不可有異議，不可向神宗奏報與他不同的軍情和不同的意見。因歧視內臣，他對內臣領兵有所保留，當李憲與他爭功、與他有異論時，二人的嫌隙就免不了。偏偏神宗喜歡將從中御，委派親信內臣隨軍，讓他知悉軍情以作出最後決定。幸而王韶與李憲的矛盾，並沒有敗事，最後二人仍合作成功收復熙河。至於大部分武將對從征內臣的態度，從來便與文臣並不一樣，若內臣具有武幹，能征善戰而處事待人公允，他們便不會有很大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