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乾隆
這段話不僅僅再一次出現在乾隆皇帝的口中，而乾隆帝本人似乎對於十三這個詞十分的敏感。或許是因為自己的父親雍正在位十三年就去世，或許是因為其他的原因。
皇帝的預言似乎也十分的準確。在乾隆十三年，發生許多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大事件，令幹他產生了對於未知的恐懼，或者又是有了防範於未然的想法。
暴政的起點
乾隆十三年，是乾隆帝治下風格大變，發生了許多影響清朝歷史進程的大事。乾隆帝對於國家的管理特別是對於官員的治理，達到了堪稱清朝歷史上最嚴苛的地步。而為何說乾隆十三年是清朝歷史上最為嚴苛的一年，既乾隆性情大變的一年，也是歷史長河容與的拐點。
嚴苛背後是乾隆帝從嚴治理的轉變。乾隆帝在繼位之初，比較反對雍正朝簡單殘暴的治理風格的，所以在上台後採取寬和的治理方針。但隨著治理的放鬆，各地官員貪汙腐敗的現象卻大大上升。原本在雍正事情開始轉好的官場生態再一次惡化，百官懈怠之風愈演愈烈。
以乾隆十三年為時間點，乾隆皇帝的統治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 13 年仁政，後 50 年苛政甚至暴政。在整個乾隆十三年，因為細事受處分的官員，上至大學士，下到基層縣太爺，一共 150 多人。對待官員的態度大轉彎，對待百姓的態度也急轉直下。乾隆十三年，全國執行了 2000 多次死刑，比乾隆前 12 年的總和還多。而且基本都是斬立決，沒什麼斬監候的。
經過十三年的經驗積累，乾隆意識到一個合格的帝王不能一味的無限講求寬容。在重要的稻米集散地–蘇州，當時的米價曾達到康熙十九年以後所未有的一個高峰。儘管在乾隆十三年以後數十年中曾屢次被突破。此時的朝廷，被各地上呈的有關糧食暴動等集體行動的奏摺弄得心緒不寧，以至於無視中國確立已久的司法原則，即所有的死刑判決應該通過最高執法機構的覆審過程。
在朝廷的眼裡，時局要求當政者必須實行嚴厲的威懾手段。乾隆帝則更願意將亂黨魁首杖刑至死。這類懲罰措施不僅能夠震懾百姓，而且還能警告那些潛在的鬧事者。煽動民眾騷亂並不能以不堪糧食高價而被僥倖免罪。這一解釋，不僅考慮了人口增長和「新大陸」的白銀流入等因素，還注意到中國境內銅幣產量的提高以及其它影響參數，諸如不斷增長的貨幣需求量。
同時，乾隆帝因皇后富察氏去世而十分悲痛。富察皇后和乾隆帝可以說是伉儷情深，曾經稱讚富察皇后為古往今來第一賢後，雖然有情人眼裡出西施的嫌疑，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富察皇后在乾隆帝當中的地位。
激進到底的選擇
溫和與激進之間的界限有時難以劃清。舉例來說，雲貴總督張允隨意識到常平倉制度的推廣不是物價上漲的唯一的或最根本原因，也提到了官倉在「西北沿邊各省」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作用。與此同時，他反對現行常平倉制度的論點顯得嚴厲無情，他甚至對國家貯糧是因為不知節儉的老百姓自己存不住糧食這一慣常的說法置疑，說「民之愛惜米谷較甚於官，非必在官者謹守無失而在民者即糜耗無餘也」。
乾隆帝對這些富有思想內容而觀點各異的奏摺作何反應呢？他並不等候大臣的復奏都收集齊全，也似乎忽視了大多數建議。甚至可以說他的決定是粗率而且不加選擇的。公曆 8 月 12 日，趕在買補官倉季節之前，他頒布了一道諭旨，斷言倉儲假設完全合理，因為「生谷止有此數，聚之官者太多，則留之民者必少，固亦理勢之自然」。他宣布放棄在「康熙、雍正年間舊額」上再增加額度的政策，命令把「加貯」的穀物或逐步賣掉，或轉運鄰省。他責令大學士和戶部查明「原額」，為實施轉運計劃提供建議。
其實，在接受倉儲說的封疆大吏中，對削減定額的支持既不一致，又不特別強烈。限制政府倉儲購買的其它方式獲得了更多支持。即便是那些明確地提倡降低倉儲定額的大臣當中，真正支持大幅削減倉儲定額的凖泰則顯得孤立。連他也設想只在長江沿岸七省實行大規模削減，而且在這些七省之內，把交通不方便的府縣排除在外。
當年 12 月 12 日，大學士等才提出建議。其間，新政策的實施進展得相當迅速。閏七月 9 月初，各地普獲豐收的上奏促使皇帝又發布了一道上諭，命令只有「現存倉谷，不敷舊額」的地區才允許採買穀物。皇帝反問道，「與其把這些豐收果實斂積於官庾，何如流通於閭井」。
這一說法把傳統假定黑白顛倒。能否說朝廷正在使官方為了政治經濟上的巨變作好思想準備呢？到了這時候，政治經濟同這件事可能沒有很多關係。1749 年 1 月底，大學士、軍機大臣（當時叫「總理王大臣」）和戶部堂官建議朝廷指定一個 3379 萬石的新倉儲定額。如果仔細閱讀王大臣的奏摺，就不免得出這樣一個印象：王大臣不願意過度削弱常平倉系統，但同時也不拒絕找到機會節省資金。王大臣對各省巡撫報告的數字採取了一個形式上完全正確的態度，可是不能說他們十分關注實際的倉儲水平。
據各省報告：十三年秋季買補以前的存倉穀物總數為 2686 萬石，低於新額 693 萬石左右。如果各省有司一方面用「糶價」賣糧收入買補所有的被糶穀物，另一方面還收回所有的被借給農民的穀物，則理論上可能達到的冬季存倉總數將超過 3895 萬石，高於新額 516 萬石左右。但是，如果在某一省份，借給農民的穀物足以把當前倉儲水平提高到新額水平，則何必再行購買以浪費資金呢？被借谷和被糶谷的總數分別為 478 和 731 萬石。
王大臣提倡的理想做法：先盡量收回被借谷，然後再行買補。但短時間內從貧下農戶收回穀物未必是易如反掌的事，尤其是在農民已拖欠的情況下。王大臣不得不承認，盡量收回和盡量買補以後，還有河南、浙江、甘肅、奉天四省存在著難以應付的赤字問題。河南省理論上的收回、買補以後的不足數僅為 30 萬石左右，但「出借谷」數高達 6715 萬石，這個數字是「歷年因災民借未完並本年循例借款」的總數。浙江省的不足數高達 91 萬石，但王大臣不提倡當然的措施，即把湖南的實存余谷 55 萬石運至浙江，從而把後者的赤字減輕一半以上。
雖然對難以收回足夠的被借谷來達到新額的省份，王大臣建議做適宜的讓步，但浙江、河南、甘肅三省的赤字只有透過賣監生頭銜來慢慢補上。有關湖南和其它省份的所謂「溢額谷」理論上的總數為 322 萬石左右，王大臣建議把它逐漸賣掉，並把數字上報戶部。至於目前不須用來買補倉儲的「糶價」理論上的總數為 142 萬兩以上，王大臣建議應該把這些剩餘的資金存到省庫房裡，然後「報部酌撥」把數字上報戶部以便戶部「酌撥」。
「酌撥」–考慮之後撥給？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這個提法在奏摺的統計數字附錄裡反覆出現，但無從確認王大臣這個提法的用意。八月下旬，皇帝似乎已經許諾，節省下來的買谷資金可以保留以備縣政府不時之需，但為了避免遭到官吏「侵挪」，這些資金應該存於司庫省庫房裡。
相反，要求將資金數量「報部」等於把控制權力轉移到中央政府。同時，「酌撥」有可能導致資金另撥它用。乾隆十年，在朝廷發動普免天下錢糧恩舉和瞻對戰役以後不久，戶部試圖奪取常平倉系統的據稱不必要的糶價的控制權力，終於把至少 1918 萬兩糶價銀撥充兵餉。
為了皇帝的戰爭
乾隆十二年，清廷發動了代價巨大的第一次金川之役。到 1749 年早期，皇帝已承認如果幾月之內仍不能取勝，這次戰役必須放棄。他考慮到的涉及財政這一重大方面的問題：一道諭旨誇張地指出，戶部銀庫只有白銀 2700 餘萬兩，「若遲至秋冬，余萬者且悉以擲之蠻荒絕徼，設令內地偶有急需，計將安出？」
其實，戰爭很快告終，朝廷因此不需要下令將那些正好堆在省庫房裡的糶價銀兩緊急運往四川，這次戰役的全部費用最終或許仍低於 1000 萬兩。不過，我們還是更仔細地審察一下王大臣在提交報告前後隨即發生的事情。
1 月 17 日，朝廷預示，如果最遲到 6 月仍無明顯勝望，就不如「下詔」結束這場戰役。皇帝在戰爭決心方面逐步退縮的下一步發生在王大臣完成這份報告的幾天之後。2 月初，朝廷先後頒布新詔，指示「用兵一事斷不可過」「三四月」4 月中旬到 6 月中旬或「四月望」5 月 30 日的期限。
以上即為這份報告的背景情況，在對報告的字裡行間顯示出來的財政意識予以解釋時，這是必須考慮到的。如上所述，乾隆十年皇帝曾宣布普免天下錢糧田賦一年，而田賦是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從十一年到十三年，全國各省分批享受全免田賦一年的恩惠，這當然意味著清政府在收入驟減的情況下進行金川戰役。
1749 年 1 月 17 日，朝廷預計，這次戰爭的總花費也將達到 1000 萬兩白銀。當時從公共資金中累計劃撥的數量已達 860 多萬兩。1747 年春夏以後，中央政府屢次被迫頒布撥款命令。這些撥款的細節之所以值得注意，不僅是因為有助於說明戰爭造成的財政困境，而且還使我們能夠查明從常平倉系統有可能抽取的節省量在理論上，142 萬兩與朝廷在金川戰爭的不同階段撥付的軍費之間的對比情況。
舉例來說，在 1748 年 11、12 兩月，朝廷既從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劃撥了 101 萬兩，又從廣西、山西兩省劃撥了 100 萬兩，又從戶部銀庫劃撥了 100 萬兩。此外，朝廷還呼籲個人為戰爭捐款。到了 1749 年 1 月底，富商和山西南部的紳士一共許諾捐銀 150 多萬兩。朝廷正確地期待著會有更多富戶許諾捐資。
1749 年 3 月 10 日，朝廷指出，「大兵經過[之省]支應固屬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蘇]、浙[江]，米價昂貴亦由川米不到」。早在乾隆十三年初夏，金川之役是否影響從四川流往江南的正常而且極其重要的稻米商業運輸呢？雖然四川省的地方當局早於十三年十月份已採取禁米出境的措施並無確鑿證據，但湖北布政使嚴瑞龍指出，十三年「五六月間因峽水封閉，米船到漢[口]寥寥」。「峽水封閉」這個提法很可能指遏糴行為而言，如果川省所司在上游不許商米出境，楚省所司又為漢鎮居民「截住」商船，則到達下游城市的川米供應自然微乎其微。
可惜，在回復皇帝向下徵求米價上漲原因時，各省大吏對於金川軍需問題這一潛在因素都似乎心照不宣地諱而不言。皇帝不是暗示關鍵在於倉儲制度的影響嗎？對於乾隆十三年常平倉討論最為憤世的看法是，最遲從這年秋季開始，這場討論不過是計劃從備荒倉儲裡攫取資源以資助軍事行動的煙幕。對朝廷來說，不到方便之時，戰爭作為糧價高漲的根源之一，是不會被提及的；只要戰爭被置於優先考慮的位置，有關米價上漲的思考就會被導向攻擊公共福利機構這種有利於財政的權宜之計。支持憤世的詮釋者要接著說，在常平倉資產方面的令人失望的調查結果正是最終促使朝廷認識到要嚴格限定戰爭持續時間的原因。
清中葉時的朝廷缺乏高級複雜的統計學觀念。所以很難理解當時可供利用的數據對於支持「更多倉儲意味著更高米價」這一論斷是多麼蒼白無力的。1748 年，自 1680 年以來無前例的長江下游地區糧價飛漲的現象一定使人驚恐，隨之發生的搶米和示威風潮使得尋求有效解決方案變得迫在眉睫。金川之役結束以後，朝廷並沒有緩和其限制官倉儲備的決心。
1749 年 10 月，王大臣拒不考慮一些省級長官再次提升定額的提議。例如山西省的新額定為 132 萬石左右，而巡撫阿里袞建議把它改定為 181 萬石左右，江西省的新額為 137 萬石左右，而布政使彭家屏建議把它改定為 152 萬石左右。
金川之役，可以看出滿洲人的軍事能力已經低落。對金川之役這場戰爭的緣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過錯都推在了對方身上。如說他們搶劫行旅（「夾壩」），侵略友鄰，威脅進藏道路塘訊等。金川之役耗費了軍費近二千萬兩（當時一年歲入惟二千七百餘萬），調用了十萬官兵（加上夫役幾近二十萬人），死傷上萬，陣亡總兵、副將、參將等將領數十人（對方只有人口一萬，戰士數千）。為了這場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慘敗，處死了經略大臣訥親（皇帝最寵愛的大學士、軍機大臣）、川陝總督張廣泗、大學士慶復等。戰爭最終以一個虛假的「勝利」結束。
乾隆尚可以容忍官僚系統的腐化墮落。但戰爭失利是赤裸裸打臉，讓皇帝顏面掃地。經過反思，他正確的認識到：正是因為自己的寬容，才導致官員不正之風盛行，軍紀廢弛、軍心懈怠。一般認為，乾隆十三年的金川戰役受挫是乾隆執政風格劇變的最關鍵因素。
官員被逼瘋了只能剋扣老百姓。老百姓逼急了就只能造反。就拿福建來說，前腳乾隆殺了當官的，後腳老百姓就造反了。乾隆殺當官的都不手軟，那對老百姓更是直截了當。聽說老百姓造反之後，乾隆大罵：「此案務須痛覺根株，以絕後患。不但首惡不可漏網，但奸匪餘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遺蝗蝻種。」造反的人就是臭蟲，必須斬草除根。後來抓了 100 多人，乾隆下旨：「所獲的要犯杖斃示警，不必具題。」活活打死，別跟我匯報了。
乾隆十三年開始的暴政讓所有官員害怕，也逼得他們抱團。就拿貪汙來說，原來是官員各自為戰，現在是所有人一起貪。一來人多力量大，二來法不責眾，厲害你乾隆就把我們都宰了，看你怎麼辦？本來雍正已經把官員管理的服服貼貼，幾乎個個清廉。結果乾隆這麼一搞，徹底完蛋！
乾隆剛愎自用的結果，就是導致積累財富和官員體系徹底崩潰。可以說，乾隆之後的嘉慶、道光一直都在試圖給他擦屁股，但早就積重難返。大清帝國的覆滅，從乾隆十三年，就已經埋下了。乾隆壓迫官員，那官員就會對老百姓變本加厲，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只能造反。乾隆之前還給老百姓留了活路，就是賣鹽。但後來，因為種種原因，乾隆取消了這個政策。這幫老百姓又活不了了，那就造反吧。
到了乾隆末年，天理教、白蓮教在民間做大。不僅在各省都有分會，甚至有些王公貴族都和太監都加入起義的隊伍。白蓮教起義發生在嘉慶元年，但此時太上皇乾隆仍然活著且把控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