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謂「儒法鬥爭」是四人幫在文革期間搞出來的一幕荒唐鬧劇。大體上於 1974 年出現，吵鬧了不到兩年，就開始讓位於「評《水滸》」了。
不管是「儒法鬥爭」也好，「評《水滸》」也好，其實都是所謂「古為今用」的「影射史學」，都是在指桑罵槐，含沙射影地對現實中的人進行攻擊。
因此，在學術上，「儒法鬥爭」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歷史上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回事。1976 年以後，學術界很快就發表文章表明什麼「儒法鬥爭」純屬子虛烏有，完全是四人幫的那些御用學者人為「發明」出來的一套東西，都是十足的學術垃圾。
現在還有個別人，當然是很無知的那麼一些人還在相信儒家是反動的，法家是進步的，相信有什麼「鬥爭」；現在的年輕人也不知道當年的「大批判」到底有多麼荒唐，因此，下面就跟大家說說當年的「儒法鬥爭」。
（二）
首先，歷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儒法鬥爭」。儒家思想出現得很早，春秋時期就已經很流行了，而法家思想基本上是在戰國時期才有的。
傳統上，儒家、墨家、道家等思想都比較重視平民百姓的利益，反對君主無節制地壓迫百姓。儒家思想就是強調一個秩序，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和睦相處，天下就可以保持穩定，人人共享安樂了。在儒家思想中，還有比較激進的孟子一派，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孟子認為這才是真正讓國家富強的方法，他將其稱之為「王道」。
其他的學派也都大體如此。比如墨家強調「交相利、兼相愛」，大家互利互助，互相友愛。同時，墨子還提出了「尚賢」，也就是應該把國家交給賢德的人來治理。
道家的思想則有點類似於後世的無政府主義，主張回歸自然，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自在地生活。
但法家是不同的。法家是春秋戰國時期唯一一個把君主的地位抬得至高無上，認為君主應該掌握絕對權力的學派。韓非和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們都認為君主應該擁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為了讓君主擁有這樣的權力，他們都提出了各種辦法，如何駕馭群臣，如何統治百姓，他們都說得頭頭是道。法家的「法」絕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而是嚴刑峻法。韓非和商鞅都認為君主應該用嚴刑峻法統治國家，君主一言九鼎，一道聖旨下去，全國的臣民都必須絕對服從，不能有絲毫違拗。這樣國家才能強大，才能獨霸天下，這被人稱之為「霸道」。至於百姓會因此而遭受何等的苦難，那是韓非與商鞅根本就不去考慮的事情。
秦國是貫徹法家思想，也就是霸道思想最徹底的國家，而秦國也如願以償地統一了天下。不過，秦國迅速的亡國，又證明了一個國家如果純粹使用法家這套霸術那也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後世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是王道與霸道兩手共用，基本上融為一體了。
（三）
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確實有很大區別，但是到了西漢時期，實際上兩者就合二為一，變成了一個體系，所以也不存在什麼儒法鬥爭。
但是，四人幫卻硬要捏造出一個「儒法鬥爭」，而且還聲稱這場鬥爭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一直延續到今天，這是非常荒唐的。
最讓人可笑的是：四人幫的這些御用學者把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分成了儒家與法家兩派，凡是在歷史上起到過進步作用，有所貢獻的人物，都被劃到了法家一邊；凡是那些在歷史上名聲不好，禍國殃民的人物則都被劃到了儒家一邊。
以漢朝為例：漢高祖、漢武帝、蕭何、張良、衛青、霍去病、張騫、霍光、桑弘羊、劉秀、班超、竇固這些人都是法家。
反過來，項羽、韓信、李陵、王莽、竇憲、梁冀、十常侍這些人則都是儒家。
如此劃分，結果就會出現很多滑稽的笑話。
比如，按照當時的劃分，三國時期的曹操、劉備和孫權全都是法家，諸葛亮也是法家。這一大堆法家為什麼會湊到一塊打起來呢？關於這一點，當時的御用學者就不給你解釋了。
還有唐玄宗。他一手創立了開元盛世，功績非凡，按理也應該是個法家了。但是隨之而來的安史之亂，唐玄宗又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該怎麼解釋呢？御用學者們只好說唐玄宗這是蛻變了，從法家蛻變成了儒家。唐玄宗身邊的李林甫、楊國忠自然也是儒家，就連大美女楊貴妃也不幸受到牽連，變成了歷史上最漂亮的儒家。
像唐玄宗這樣「蛻變的法家」還有康有為。按照御用學者們的說法，康有為在戊戌變法的時候是法家，後來他碰上了孫中山，結果就變成儒家了。
有時，一人當了法家，就會連累其他很多人。北宋時的王安石，那是經過列寧認定的「十一世紀改革家」，所以必須是法家。王安石是法家，他的對立面司馬光就變成了大儒家。而同樣反對變法的大詩人蘇軾也很不幸變成了儒家。還有黃庭堅、秦觀等詩人，他們都是反對變法的，所以就統統被劃進了儒家的陣營。
如果把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人都算成法家，那麼真正禍國殃民的大奸臣蔡京自然也是法家了，因為蔡京是擁護變法的，是變法派的幹將。不過，四人幫的御用學者對此含糊其辭，不敢明說，好在當時也沒人敢和他們辯論。
在「儒法鬥爭」中，董仲舒、程氏兄弟、朱熹和陸九淵、王守仁全都被劃進儒家行列，大肆批判。不過，對於從王艮到李贄的一系列明末思想家又都給加上了「法家」的桂冠，進行了一番吹捧。這也是很滑稽的，王艮是王守仁的正牌弟子，李贄也敬重王守仁，他們其實都是同屬一派的思想界人物，「儒法鬥爭」卻硬把他們劃分到兩個陣營中，只能說是可笑了。
（四）
由於「儒法鬥爭」成了所謂「歷史規律」，如此一來，要搞文史研究，那就必須要用「儒法鬥爭」來解釋一切歷史現象。因此，在那幾年的文史研究，笑話百出，令人捧腹。
文革期間出版的，由復旦大學教授劉大傑編寫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把「儒法鬥爭」引入了文學史領域。劉大傑把中國歷史上的文學家也都按照「儒法鬥爭」劃分成了兩個陣營。
我們只拿著唐詩這一段做例子，看看當年的「儒法鬥爭」有多荒唐。
按照「儒法鬥爭」的要求，唐朝的詩人們也都被分別歸類於儒家和法家兩大陣營。
法家陣營這邊有：李白、李賀、白居易、李商隱、杜牧、岑參、高適、柳宗元等等。
儒家那邊有：杜甫、王維、孟浩然、韓愈、溫庭筠、司空圖等等。
看看這個名單，你會發現：田園派詩人都被劃進了儒家，邊塞派詩人卻都成了法家。按照當年的「階級分析」，田園派詩人的田園那都屬於「地主莊園」，有「地主莊園」，那就是地主階級；是地主階級，那就是儒家。估計，劉大傑就是按照這麼個推理過程進行的劃分。
其實，我們都知道，王維也寫過邊塞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那就是他寫的。但可能是因為他邊塞詩寫的不如田園詩多，同時，他還曾經投降安史叛軍，所以就把他劃到儒家那邊去了。
韓愈之所以當了儒家，據說是因為他比較忠君，更重要的是，他與唐朝天字第一號的大法家柳宗元不對付。韓愈和柳宗元本來是至交好友，但是韓愈不贊成柳宗元的政治主張，所以就只好進入儒家的陣營了。
大詩人杜甫則是由於最高領導人不喜歡他，所以劉大傑就給杜甫扣上了一頂「儒家」的帽子。杜甫寫的「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這兩句詩被認為是「對勞動人民毫無同情心」。杜甫用來栖身的草堂被說成是「地主莊園」，因為杜甫的詩中寫道：「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草堂裡有上萬竿竹子，占地面積應該有上百畝，所以杜甫草堂就是個「地主莊園」。
就這樣，杜甫成了唐朝詩人中的頭號大儒家。
如此荒唐可笑的一幕堪稱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恥辱。好在，「儒法鬥爭」這一幕很快就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四人幫垮台之後，1977 年，著名歷史學家黎澍先生就在《歷史研究》雜誌當年第二期上面，發表文章指出所謂的「儒法鬥爭」根本就不存在，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八道。從此，「儒法鬥爭」這個名詞就變成了歷史的笑料，再也無人提起這樁荒唐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