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漢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由於連年戰亂、民不聊生，所以西漢朝廷採用黃老之學，無為而治，同時採用輕徭薄賦政策，全力促進百姓的休養生息。
黃老之學是戰國時期一些學者假托黃帝與老子的名義創立的一門學術。在經濟上，黃老學派主張回歸所謂堯舜時代那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純自然經濟狀態。政府則是要「清靜無為」，不予干預，同時還要輕徭薄賦，減輕百姓負擔。
西漢王朝採用黃老之學治國，實際上讓國家處於了一種自由經濟的狀態。西漢早期經濟有多自由？自由到連貨幣都可以私鑄，國家只規定貨幣的樣式，然後由民間自己照著樣式鑄造。當然，這是由於古代商品經濟不發達造成的特殊現象。
由於黃老之學實際上搞的是自由經濟，所以經濟一旦自由發展，那就不會像黃老學派希望的那樣，永遠保持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狀態，在「看不見的手」的調控下，工商業會迅速出現的。西漢的工商業就是飛快地崛起了，很快就成為了國家經濟的重要力量。
西漢王朝很快就出現了大企業家。著名文豪司馬相如的老丈人卓王孫就是鋼鐵廠的大老闆，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結婚後，卓王孫曾經送陪嫁一百萬錢，出手豪闊。
山東曹縣也有一位鋼鐵大王叫邴氏，他家的資產高達一萬萬，是最早的億萬富翁。
按照《漢書·貨殖傳》的記載，在文景之治時期，有馬車一百架、牛車一千架以上的才算是富翁，低於這個標準的，你也就是個小康人家而已。
國家富裕了，人民有錢了，這時候由於沒有英國大憲章那樣的制度來限制官府的權力，以皇帝為代表的朝廷自然就會忍不住出手攫取，來滿足自己的欲望。
恰好這時漢武帝打算征伐匈奴，要打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戰役，所以，他就徹底改變了西漢初年的經濟政策，從無為而治變成了巧取豪奪，開始不擇手段地聚斂天下財富。
漢武帝重用酷吏，大肆征斂。主要採取了以下幾大政策：
首先是獨攬鑄錢大權。漢武帝發行五銖錢，只許朝廷獨家鑄造，嚴禁民間私鑄。
其次是將主要工業官營化，由朝廷獨家壟斷，禁止民間經營。當時工業項目主要就是製鹽、煉鐵和釀酒，因為這都是日常生活離不開的東西。官府壟斷了這些項目，等於壟斷了整個工業。
再就是直接向農民徵收重稅。漢武帝時期，三十畝田地要按照一百畝來徵稅，同時人頭稅也大大增加，原本要從七歲開始徵收人頭稅，現在變成了三歲就開始交錢。
另一個損招就是「算緡」。從字面上講，是要徵收所得稅，但實際上經常假借打擊偷稅漏稅的名義把商人們的財產全部沒收。
靠著這些手段，漢武帝聚斂了巨量的財富。這些財富大都被投入到了戰爭之中。最終戰爭是打贏了，但是西漢王朝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海內虛耗，人口減半」，文景之治積攢下來的家底基本上都被揮霍一空。
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漢王朝該採取什麼措施來解決經濟問題呢？
（二）
漢武帝臨死之前，曾經下達了一篇《輪台罪己詔》，對自己的行為做了一番自我批評，表示要改變以往的政策，讓人民休養生息。
漢武帝雖然說要改變，但是具體怎麼變，他可沒有講。他去世後，繼位的漢昭帝年紀太小，實權落入了大將軍霍光手中。霍光面對著漢武帝留下的亂攤子，到底應該怎麼去收拾，他的心中也是沒數。因此，他決定聽聽大家的意見。這樣一來，中國古代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人民代表會議」就這樣召開了。
公元前 81 年，霍光以皇帝的名義下詔，召集全國各地的「賢良」、「文學」到京師長安開會，討論經濟問題。這裡的「賢良」和「文學」實際上就是地方上還沒有做官的讀書人，都是儒生，現在他們就屬於民意代表了。當時召集來的「賢良」和「文學」有六十多人。
朝廷方面，丞相田千秋主持會議，而代表朝廷與民間代表對話的則是御史大夫桑弘羊。桑弘羊在漢武帝時期，長期擔任搜粟都尉一職，相當於稅務總局局長。後來他又當大司農，相當於財政部長。在漢武帝時代，整個經濟工作基本上都掌握在桑弘羊的手中。漢武帝那些聚斂財富的損招陰招基本上都是桑弘羊幫著想出來的，具體實施過程也是桑弘羊主持操作的，現在要改變現狀，老桑自然不滿意，於是，他與「賢良」、「文學」們之間就爆發了一場唇槍舌劍的大辯論，這便是著名的「鹽鐵會議」，以及會上產生的「鹽鐵論」。
會議一開始，「賢良」和「文學」們就把矛頭指向了朝廷的鹽鐵官營政策，指責這是與民爭利，強烈要求廢除。
然而，對於主持經濟工作的桑弘羊來說，廢除鹽鐵官營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因為財政需要這個東西。財政的攤子已經鋪得很大，吃財政飯的人已經多如牛毛，「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桑弘羊這樣對「人民代表」們說道。
這就好像今天有人要求政府廢除土地專賣與菸草專賣一樣，那等於動了國家財政的命根子，政府怎麼可能答應呢？
於是，雙方就圍繞著這個話題開始漫長激烈的辯爭，話題很快就從經濟方面扯到了軍事，扯到了外交，後來又扯到了文化與學術，整個《鹽鐵論》有六十篇，結果談論經濟問題竟然只有十篇，雙方嚴重地離題了。
（三）
兩千年後的我們在重讀《鹽鐵論》的時候，就不禁會感到深深的遺憾。遺憾的是什麼？遺憾的是辯論的雙方一個真正懂經濟的人都沒有，雙方的主張都是錯的。結果，一場本應是集思廣益的「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卻沒有產生任何積極效果。鹽鐵會議最終確立的錯誤路線，不僅僅影響了東西漢朝，而且甚至影響到了整個古代中國社會。兩千年來，中國經濟就是一直按照鹽鐵會議的錯誤路線在前進，結果一直都無法真正跨過發達商品經濟的門檻，最終落後於時代。
為什麼說參加鹽鐵會議的人想法都是錯誤的呢？這是因為當時所有的人都是在想盡辦法切蛋糕，都想為自己多切一塊，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想到蛋糕其實是可以做大一些的，如果蛋糕做大了，雙方的困難就都會解決，真正地可以達到雙贏了。
在兩千年前，為什麼就沒人想到發展經濟，增加社會財富總量，以此來解決經濟危機呢？
這就不得不歸咎於古代中國人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天下的財富是有限的，這邊多一點，那邊就會少一點，這種財富有限論是中國古代經濟無法邁入發達的商品經濟階段的最主要絆腳石。
在《鹽鐵論》裡，當時的人們就是這麼認為的。「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谷熟而舊谷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
這段話的意思就是：一棵果樹如果今年果實結多了，來年就會枯萎；新糧食收割下來，舊糧食就會降價。天地之間都沒有雙贏這種事，人間怎麼會有呢？因此，財富這東西你多一點我就會少一點，就像白晝變長了，夜晚的時間就會變短一樣。
所以，當時的人們都認為，天下的財富是有限的，官府採用各種手段巧取豪奪，那麼老百姓手裡的財富自然就會減少。「賢良」和「文學」們都無限懷念文景之治時輕徭薄賦的年代，所以都強烈要求恢復以前的政策，讓百姓休養生息。
以桑弘羊為代表的官方實際上也承認這種「財富有限論」是正確的，只不過財政攤子擺在這裡，想回到從前已經沒有可能。別的不說，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萬一匈奴再打過來，該怎麼辦啊？
作為「人民代表」的這些儒生一個個頭腦冬烘，除了能替百姓訴苦之外，真的是拿不出什麼真知灼見來解決問題。就像匈奴問題，儒生們竟然提出了不用戰爭的手段，而是用「仁義」來感化他們。這就讓官員們哭笑不得了。
儒生們還都對於商業切齒痛恨，普遍認為商業的發展本身就侵害了農民的利益，應該回到所謂堯舜時代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狀態之中才是理想社會。反而倒是桑弘羊對於商業的看法比較正面，認為商業是利國利民的。只不過，桑弘羊理想中的商業是國營商業，是由官府壟斷的商業。這同樣不會讓經濟得到發展。
因此，鹽鐵會議看起來很熱鬧，但是實際上卻沒有能夠解決什麼重要的問題。最後，只是在如何切分財政蛋糕的問題上，經過一番討價還價，達成了妥協：官府取消了酒類專賣，關中地區的鐵官制度也廢除。其餘的原有政策都保持不變。
這樣一來，西漢王朝所面臨的經濟問題就沒有得到解決，只是暫時地被壓制了下來。隨著時間的推移，不過半個世紀的光景，西漢的經濟危機就已經到了大爆發的邊緣。整個社會開始動盪不安，最終，王莽以他能夠推出「新政」，徹底解決社會危機為承諾，在社會各階層的期許下，篡奪了西漢王朝的帝位。
（四）
王莽上台後，很快就著手推行他的「新政」。但是，王莽的「新政」其實不過就是新瓶裝舊酒，本質上還是老一套。他的思想依舊被「財富有限論」牢牢地禁錮著。王莽「新政」的本質就是想盡辦法限制工商業，把商人獲得的那塊利益收歸政府所有，按照王莽的想法，這樣一來，農民的利益就可以得到保障，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不會受到影響了。
但是，限制工商業的發展，恰好是與經濟發展的規律相違背的，只會產生惡劣的效果。所以，王莽的「新政」很快就導致了經濟崩潰，引起了天下大亂，結果，一場殘酷的戰爭使得整個國家人口大減，社會發展水平倒退回了西漢初期那個狀態。東漢王朝不得不在一個殘破的環境裡，重新發展國家經濟了。
但是，無論是東漢王朝，還是以後的朝代，都一直沒有人能夠領悟到經濟可以不斷發展的道理。「財富有限論」依舊是牢牢地占據著人們的頭腦。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應該是和中國大一統的環境息息相關的。
在大一統的環境下，中國人很容易地就會產生世界也不過就是這麼大的想法，既然世界不過如此大小，那麼財富自然就應該是有限的。
這與歐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古希臘那個時代起，歐洲人就一直認為外部世界更加富有，向外開拓可以獲得更多的財富。當歐洲人沒有能力征服外部世界時，他們也會想辦法利用商業的手段來獲取外來的財富。因此，從古希臘的色諾芬和亞里斯多德那時開始，歐洲人就形成了自己的經濟學理論，主要的特點之一就是比較重視商業。
相比之下，中國古代兩千餘年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沒有超過鹽鐵會議的水準。大家都固執地相信財富是有限的，商業是多餘的，如果農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那麼就要靠著政府來限制工商業來解決，這個叫做「重本抑末」。中國曆朝歷代始終以農業為「本」，工商為「末」，並且認為「末」一旦發展起來就會傷害到「本」，所以，「末」必須被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兩千年來，中國歷代朝廷的經濟政策歸根結底都是在「重本抑末」，都是在想辦法限制工商業。以王安石變法為例，雖然他自己吹噓可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但是實際上，其變法內容也不過就是巧立名目，把民間商業經營的範圍收歸官府所有而已。
另一方面，工商業能夠快速致富的功能不會被人遺忘。在國家限制工商業發展的大前提下，有權有勢的人卻會憑藉自己的特權成為最成功的商人，這樣一來，中國歷代王朝中後期往往都會出現官僚資本橫行無忌的現象。
貴族官僚依靠自己的特權，大肆從事一般人無力經營的壟斷行業，並且能夠獲得壟斷利潤。這些利潤實際上就像漢代的鹽鐵官營一樣，只不過是把普通百姓的利益巧取豪奪過來，歸貴族官僚所有，實際上並沒有造成社會財富總量的增加。
而官僚資本家們又倚仗自己的特權，基本上不向國家納稅。整個社會的財富出現了惡性的集中。貴族官僚們占據了大部分財富，但是自己卻一毛不拔，不肯為國家為社會做任何事情；國家的財政支出完全依靠貧苦農民的支撐，最終農民撐不下去，導致整個社會出現大起義。這便是中國曆朝歷代興亡循環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如果要探尋一下這個循壞的最初起源，那便是公元前 81 年的鹽鐵會議。這次會議沒有解決經濟發展的大方向問題，結果，問題就積累了下來，最終一直拖了兩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