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5-16 世紀的葡萄牙社會
在講述葡萄牙的大航海時代之前，我們首先要明確葡萄牙當時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結構。這兩點決定了葡萄牙大航海時代的模式，無論從面積還是從人口以及葡萄牙在大航海時代所接觸到的亞洲國家來說，葡萄牙都只是一個小國，但內部的社會結構非常分明，可謂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貴族、教士和城市中產以及占絕大多數人口的平民。從地理上來說，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北方與南方，首都里斯本和其他地區都有著複雜的有可能是對立，有可能是互補的關係。15 世紀中業以來，葡萄牙的貴族繼承法很像漢武帝時期的推恩令，但是土地不可分割且只能有長子繼承。因此，多餘的孩子們只能去海外闖蕩。首先是北非，隨後是亞洲。這些人可以視為葡萄牙海外殖民擴張的先頭部隊，他們從政策上反對王室集權，支持海外擴張，但是能做的也就僅此而已了，具體事務性的工作還是要交給城市中產們和近侍貴族們去完成，但是前者的興趣還是集中在大西洋的島嶼和西非。因此有能力和有意願主導葡萄牙亞洲事業的人只剩下了國王的侍從們。他們貴族出身，然後又結交了許多威尼斯和佛羅倫斯商人熱衷於這種一本萬利的冒險活動。葡萄牙除了海外擴張來紓解人口困境以外別無他途，葡萄牙是個食品淨進口國。且北方人口遠多於南方人口，兩者的人口密度差在最懸殊的地區，可以達到 2 到 3 倍。此外，外部環境也決定著葡萄牙人必須走向海洋。他遭受著雙重壓力，一方面是基督徒對抗摩爾人，（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 1415 年攻克休達）一方面則是與東邊鄰居（主要是卡斯蒂利亞人）的對抗，這也決定了葡萄牙在 16 到 18 世紀殖民擴張行動的一個上限。
小試牛刀：1415-1498 年的葡萄牙航海探險
阿維什王朝的開國國王若昂一世的四兒子恩里克王子（也是杜阿爾特一世之弟。英譯亦稱航海家亨利）對葡萄牙的航海事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為他在葡萄牙南部阿爾加維的聖文森特角開辦了世界上第一所國家支持航海學校，修建基礎設施並多次組織了航海活動，被後人稱為「航海王子」。在攻克休達的三年後，葡軍擊敗了企圖奪回休達的摩爾人。而一年後，航海家亨利的兩名船長在風暴下駛進馬德拉群島，而其他葡萄牙航海家更在 1427 年發現了亞速群島。葡萄牙殖民帝國就因而開始發跡。1434 年，航海家吉爾·埃納斯繞過了非洲北部臨近加那利群島的博哈多爾角，使葡萄牙能繼續向南探索非洲。此後，恩里克王子和其他葡萄牙的航海家繼續向南大西洋未知的非洲西海岸挺進。1446 年，葡萄牙航海家安東尼·費爾南多更發現了獅子山，這些地理上的大發現都為葡萄牙帝國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條件。其時，葡萄牙開始對亞速群島和馬德拉進行殖民政策，以攫取其在蔗糖和酒類生產上的利益，尤其是來自幾內亞的黃金更大大刺激了葡萄牙的商業能力。從科學及宗教的角度出發，遠洋航行無疑是有利可圖的。
在阿豐索五世（1438-1481 年，杜阿爾特一世之子）領導下，葡萄牙的海洋探險已遠至幾內亞灣一帶。而他更在 1458 年和 1471 年分別從摩爾人手上占據了摩洛哥一部份和丹吉爾等地。而其繼承人若昂二世亦在西非加納建立保護商貿用的要塞，其後這個要塞更在 1637 年起成為葡萄牙在西非的總部。此外，葡萄牙在 1482 年發現了剛果，並在 1488 年派遣迪亞士繞過好望角。1494 年 6 月 7 日，葡萄牙國王若昂二世與西班牙女王伊莎貝爾一世在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和解下簽訂《托德西利亞斯條約》，確定通過維德角群島以西 2200 海里處的「教皇子午線」為界，界東即非洲地區屬葡萄牙，界西即美洲地區屬西班牙。這個昔日的歐洲弱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與以前的宗主國西班牙一道，共同壟斷歐洲以外的世界，瓜分了世界。自此，葡萄牙殖民帝國如日中天。1497 年 7 月 8 日，達·迦馬率領海船從里斯本出發，先後到達莫三比克和肯亞的馬林迪。在馬林迪，達·迦馬做了一件當時不起眼，後來卻影響整個歐洲歷史進程的事件：他騙來了一位阿拉伯航海家馬傑德為嚮導。馬傑德帶領達·迦馬開始了歐洲人第一次橫穿印度洋的征程。1498 年 5 月 20 日，達·迦馬船隊順利到達印度南部的貿易中心卡利卡特，實現了歐洲人夢寐以求直接到達印度的願望，從此開始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霸業。更為重要的是，葡萄牙人從此開闢了歐洲經好望角橫穿印度洋直達印度的航路。這也為葡萄牙在亞洲的進一步行動打開了大門。
創立帝國：1498-1540 年葡萄牙人在亞洲的深入
葡萄牙人在 1498 年來到亞洲。而此時的亞洲是個什麼情況呢？三大穆斯林帝國，即鄂圖曼、薩法維和莫臥兒都處於上升期。雖然此時。最後一個國家的開國君主巴布爾仍然在中亞寄人籬下，但日後他的國家所繼承的是北印度德里蘇丹國尚武的軍事風氣和南印度幾個世紀所積累的龐大財富。在東南亞，亞齊、阿拉罕和望加錫三個小型的軍事強國也並不是令人宰割的羔羊。這就決定了葡萄牙人無法只透過武力讓這些地區的統治者屈服，從而達成自己的貿易企圖。馬六甲和亞丁這兩個海上樞紐的情況需要特殊說明：馬六甲的大部分人口由馬來人勞動階層構成，同時也有數量可觀的外國人社群，最大的是古吉拉特人和泰米爾人，其次是爪哇人和福建人。這些商人在馬六甲的地位崇高，因為馬六甲獨特的地理位置促使外貿成為其經濟發展的命脈，蘇丹甚至親自參與。此外，多元人口的構成是得馬六甲將宗教寬容政策定為國策。亞丁的情況則與馬六甲較為相似，不過不同的是，亞丁更為倚重農產品的進出口而不僅是像馬六甲一樣，單純的依靠高價值貿易。此外，可以再舉一個例子。1500 年，荷姆茲王國的財政收入中，關稅占到了總財政收入的 50%以上。由此可見，商人在這一區域的主導作用。這些以港口為中心的國家的興起，使得糧食和其他大宗消費品的貿易增長迅速正好彌補了上文提到的葡萄牙糧食緊缺的困境。這一時期的印度洋貿易是伊斯蘭世界的落日餘暉，因此。當天主教的信徒來到這片土地二者必然會發生許多互動。佛教也在小幅度擴張，值得說明的是。這些宗教並不僅僅依靠武力征服傳播，還要依託於文化適應和貿易來往。
1498 年，葡萄牙人並不是愉快的離開卡利卡特的。但確實是一次成功的遠航，而且作為範本被後繼者們屢次複製。但是早期葡萄牙的亞洲統治等級制度極為混亂，政出多門的情況屢見不鮮。從地理上看，卡利卡特南方的港口克欽反而喧賓奪主，當前者的葡萄牙代理商管被搗毀時，它的價值就變得不可替代了。在當時科欽被稱為「葡萄牙人在亞洲的學徒學校」也是 1510 年阿爾布克爾克奪取果阿之前唯一真正可能作為整個印度洋行政中心的地方。然而，在它發揮作用的七年之間，葡萄牙的兩位亞洲統領法蘭西斯科·德·阿爾布克爾克和他的表兄弟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發生了一起「御家騷動」，前者是我上文提到過的反對國王集權貴族中的一員在宮廷中不乏支持者，後者雖然是私生子，在很多事務上不能被冠以王室貴族「唐」的稱號，但卻是現任國王曼努埃爾一世一手栽培，是國王在亞洲的直接代理人。很顯然，後者勝出了。接下來我們把目光聚集到這一時期葡萄牙人在好望角航線上的貨運量進而分析他勝利的原因。在 1497 到 1510 年間，有 4.03 萬貨物被送到亞洲，卻只有 2.63 萬貨物返航。其一是不可抗力的損失。其二，更重要的是，葡萄牙人開始在亞洲建立屬於自己的殖民據點，這個工作開始於 1502 到 03 年間，始於達伽馬的第二次遠航。這些年，葡萄牙人的大戰略簡單來說就是在一切條件允許的地方盡可能的做生意，在需要打仗的地方則開展軍事行動。國王對黃金貿易最為感興趣，而貴族們則對海盜和劫掠活動所獲得的戰利品望眼欲穿。這也使得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名聲狼藉，也是開了一代之先河，被之後的荷蘭人和英國人相效仿。但是由於利潤回報過於驚人，王室只得將海盜行為官方化感覺在表面上就可以限制住這些貴族。在 1505 年的戰利品分配比重中，國王獲得了 20%，剩下的 50%以上則送到了國庫裡一部分被貴族們間接收取。其他不到 30%則由亞洲總督獲得 6.5%。最後則交給航海行動的具體執行者，也就是克拉克帆船和卡拉維爾帆船的船長以及水手們。至於為什麼是國王獲得戰利品的 1/5 則是葡萄牙人效仿了伊斯蘭國家的胡姆斯傳統，由此可見，葡萄牙的活動並不是單向輸入，而是雙向奔赴。所以，誰能獲得的軍功多誰就能獲得更大的支持。
下面我們來分析葡萄牙人在從本土到印度所建立的涇渭分明的兩種擴張模式：分界點差不多在東西印度洋的分界線錫蘭。葡萄牙人於 16 世紀早期在好望角航線以東的獲利主要是基於亞洲運回歐洲的香料，尤以胡椒為甚。其貨運量非常驚人。大概占葡萄牙返航貨物的九成以上。此外，比較多的還有生薑紅檀木和決明子。因此，為了更好的統籌規劃，葡萄牙人在里斯本設置了印度事務院，主管，這條航線上的貿易。但是葡萄牙人的成功，卻使得老地中海二道販子威尼斯人惶惶不安，他們於是和埃及馬穆魯克王朝聯手對葡萄牙人的事業進行打擊。雙方結盟的時間恰好是上文提到過的 1498-1510 年。葡萄牙人面對猝不及防的打擊確實有些慌亂，於是在阿爾梅達出任印度副王和這一機構商討，提出了一個大膽的作戰計劃，意圖同時實現收復耶路撒冷和繼續壟斷貿易。然而魚和熊掌不可兼得，葡萄牙人的實力只能確保後者，需要提出的是，馬穆魯克蘇丹對於制海權的觀念並不陌生，因為海洋貿易也是這個東地中海南岸國家重要的財政收入。在最後一位握有實權的蘇丹統治時期，穆斯林們仍然在堅持不懈地進行外交努力，即通過威尼斯人的努力，迫使教皇出面限制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活動，尤其是在紅海附近使用暴力。但是教皇和伊比利亞國家的關係顯然更近，因此在這一個企圖失敗之後，坎蘇·固力蘇丹在 1507 年組織了一支規模龐大的艦隊，規模為 12 艘戰船和 1500 名水手，但是他們先勝後敗，遭遇了葡萄牙人毀滅性的打擊，從此可以說葡萄牙人至少在半個世紀牢牢掌握了紅海和曼德海峽，阿爾梅達任上的這一勝利也為他的繼任者-我們前文提到過的阿豐索，雖然頭銜被降為總督。但他可是比他的前任更為果敢，且富有主動性。雖然兩個人都是貴族，但是前者還是希望建立一個徵稅制度，道德和武力只是來保障這個制度的。而後者則是直接開展軍事行動，先建功立業然後迫使宮廷貴族們承認現狀，因此往往越權。當然，他這個行徑也並不討當地的克欽同僚喜歡。這些同僚並不反對貿易，而是不喜歡阿爾布克爾克獨斷的作風和積極出擊的行為。因此，他的同事們和宮廷裡反對他的貴族們結成了一個同盟。雖然並不是直接限制這位印度總督的行為，但是也是直接向後者答覆，而不是在他手下做事。最後演化為向葡萄牙宮廷表達阿豐索直接意圖謀反，把葡萄牙在亞洲的事業變成他個人的封地。雖然國王大體上還是支持他的這位心腹愛將，但是在很多具體措施必須要加以調和或者說制衡。比如引入了佛羅倫斯人參與馬六甲貿易。但是，這位印度總督先是命令這些義大利人的船隊，幫助他攻占果阿消耗他們的實力，然後又百般拖延他們前往馬六甲。因此，這位葡萄牙的海軍名將最後再任上鬱鬱而終，其軍事成就併未能實現他的設想，即建立一個西起亞丁、東到果阿的「鎖鏈」，包括一系列軍事據點來徹底控制阿拉伯海，從而使帝國在該區域內高枕無憂。這就是靠武力的第一種模式。
雖然阿豐索·阿爾布克爾克壯志未酬，但他在 1511 年征服馬六甲的行動開啟了第二種模式。前文說到。馬六甲國內的族群結構非常複雜。葡萄牙在工區這個要地時候採取了結交泰米爾人來打擊另一派，尤其是古吉拉特人。後者在葡萄牙攻占馬六甲後大規模逃離。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科摩林角以東的東印度洋。葡萄牙人並沒有絕對性的壓倒力量，必須依靠當地人來拓展貿易。葡萄牙王室也和這些人取得關係，使他們成為王室在當地的代理商。他們所進行的貿易也要分一部分給宮廷。從緬甸的馬達班，東南印度的布里格德以及摩羅加群島都有他們的身影。逐漸的，在這些活動的基礎上一條成熟的王室貿易路線形成了，其中最重要的港口就是馬六甲、布里格德和孟加拉的吉大港。總之，從 16 世紀 20 年代起，這個路線逐漸固定為制度，代表了王室和私人利益，互相妥協。對於船長和水手們來說也是個好事情，因為他們能夠使用一定額度的免費貨倉。需要提及一下孟加拉的情況：通過孟加拉，葡萄牙人也與緬甸人發生了關係，火器逐漸傳入使得新生的東吁王朝一躍成為中南半島上的超級強國，沒有其他力量與其爭鋒，並挑釁大明。更重要的是，孟加拉是西印度和馬六甲之間最重要的補給中轉站。而其使館建立者是洛波·蘇亞雷斯總督。此人是一個公開的「自由貿易信徒」他的知名格言是：我希望每一個亞洲的葡萄牙人能夠自由自在的去往任何地方追逐利潤。顯然與前總督的軍事路線截然對立，而且同樣產生了重大影響。透過不斷擴展私人定居點，孟加拉海岸線上的主要港口幾乎都被葡萄牙人所占據。他的後繼者很樂於蕭規曹隨，並將孟加拉的這些定居點逐漸北非化。配備駐軍和行政官員，還有帶有家眷的商人，這些人通常被稱之為已婚定居者。但總體而言。葡萄牙人在孟加拉灣和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的堡壘數目和密度遠低於西印度洋。除了馬六甲是個最大的堡壘也就只剩下摩羅加群島。原因是為了防止卡斯蒂利亞人圖謀香料群島。因此在這一片區域葡萄牙人的軍事存在僅限於維持王室貿易航線，重要的職責就是打擊海盜了。除此之外並沒有向前一種方式一樣，把整個印度西海岸連成一個小規模的堡壘集群。這就是商業貿易為主的第二種模式。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瞻前顧後的行動回顧一下這 15 年間，葡萄牙人在亞洲的成果以及面對危機是如何處理的：其實葡萄牙在大航海時代能夠率先獨占鰲頭，開一代風氣之先且經驗為後繼者爭相效仿的一大原因就是因為葡萄牙人的戰略設計極為清晰務實。如同上文所說，最高統治集團所定的目標就是在能做生意的地方不惜一切代價的牟利，在必要時動用武力也必須震懾競爭對手。可以說是最早的蘿蔔加大棒，這種剛柔並濟的手段大獲成功也就不足為奇了。在 1525 到 40 年這 15 年間，這兩種模式在各自區域得到了鞏固。但一個核心問題是葡萄牙人要活動的範圍過於廣闊，其手中的船運資源又非常有限，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扼守一些重要的戰略節點，比如荷姆茲和卡利卡特。而且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前者的香料運輸的目的地市場是前文所提到的伊斯蘭世界的兩大強權，鄂圖曼和薩法維帝國以及北非的一些地區，而並非歐洲市場。因此，所獲得的利潤也相比於往返歐洲更為有限。這也是開闢了一個獨立於印度事務院之外的銷售管道。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利於整個國家戰略（尤以王室貿易為甚）的實施的。更為有趣的一點是，儘管 1498 年達伽馬從印度回來的時候，唐·曼努埃爾就號稱「衣索比亞、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者，航行者與貿易者之主」。但顯然，這個頭銜誇大其詞，過於冠冕堂皇了，如前文所述，葡萄牙人壟斷海上霸權源於教皇的詔書。但當我們仔細品讀 1455 年尼古拉五世只是宣布這一航行壟斷權只限於駛向印度洋的船隻，而不包括在廣大印度洋上的航行，也就是說其範圍僅僅局限在大西洋。當越過好望角，甚至莫三比克海峽之後，這一法則就不再適用。那麼，其他競爭對手比如西班牙、法國等自然而然也會鑽這個空子，把教皇的許可解釋擴大化。
因此，相對應而言，葡萄牙君主的權利是有限的。類似於中國古代語境中的天下共主，也就是說成為亞洲諸多統治者的仲裁人，而不是管理一個地域廣大的帝國。本質上還是基於成本收益的計算。但儘管如此，當地的亞洲統治者們所進貢的錢幣和貨物都聊勝於無，這一點倒與中國的朝貢貿易並無二致。由此可見人性的一致性。而且葡萄牙人也不會干涉當地的行政事務。只要確保權力運行穩定，不妨礙正常的貿易即可。然而，在時間進入 1540 年代以後，這種局面就戛然而止了。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 16 世紀 30 年代，巴西的領主制建立，標誌著對巴西真正的殖民開始了。盛產紅木的這一地區日益受到里斯本的重視，亞洲殖民地不再是唯一的寵兒。兩者要爭搶有限的資源，無論是人還是錢。其次，隨著蘇萊曼一世的繼位，鄂圖曼的國力達到了鼎盛時期，在東南歐和東地中海已無敵手。攻克巴格達後，荷姆茲海峽便可得隴望蜀了。在蘇伊士，蘇萊曼也興建了海軍挑戰該區域（紅海）內葡萄牙人的優勢地位。最後一點，就是孟加拉灣以東。尤其是緬甸局勢的變化，統一逐漸變得大勢所趨。因此，穩定的環境也提供了新的商機，越來越多的葡萄牙人進入到該區域。從而分散了力量，對貿易路線的控制也日益減弱。簡言之，葡萄牙帝國在亞洲的領地與本土的城市文明涇渭分明，且內部的分裂和鬥爭若沒有里斯本的調和往往難以被妥善解決。儘管葡萄牙人不願意介入當地內部事務但是當遇到突發事件，比如古吉拉特蘇丹在訪問印度總督的時候離奇死亡，這類事件就讓若昂三世叫苦不迭。最後還是硬著頭皮處理了這件事。一言以蔽之：地方事物紛繁複雜和帝國決策者的認知和判斷決定著這些領地的前途和命運。
承上啟下 1540-1570 年：祖孫時代的危機與挑戰
若昂三世執政時期，葡萄牙社會經歷了一場深遠的變革，其自然影響到亞洲殖民地。在大型國家裡，內政為主，外交為輔。而在小國家則相反，因為生存是第一要務。這些社會變化主要表現在，葡萄牙的」歐洲化」即在宮廷裡更為擁抱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在社會上，整體識字率也提升了，並造成了一定的社會變革，這令一些守舊的貴族感到恐慌。此外，若昂三世相較於其父更為務實甚至是冷峻，心態並不如曼努埃爾一世包容，出於戰略上的考慮，葡萄牙與哈布斯堡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其宗教政策更加保守。宗教裁判所和耶穌會的對立也影響到了航海事業。然而這一危機最直接的表現則是在經濟層面上，十五世紀四十到五十年代，葡萄牙船只來往安特衛普的數量相較於之前都顯著下降。而且 1548 年關閉了該地的代理商館。1540 年到 1570 年，好望角航線上的王室貿易量也是呈現下降趨勢。造成這一危機，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其一是，因為鄂圖曼橫行東地中海，威尼斯人可以更好地利用黎凡特路線從事香料和胡椒貿易。二是君主代理人和城市中產階級的聯盟逐漸被跨國銀行家和宮廷貴族的聯盟所代替。因此，上文提到過的僧多粥少的局面越來越嚴重了起來，在葡萄牙宮廷討論的焦點是：距離近且是龍興之地的北非和帶來最大商業利益但是軍事維護成本高昂的亞洲和擁有巨大潛力的巴西和黃金海岸即大西洋，這三者應該捨棄哪一個以更好的維持住其他兩者。做出這一選擇無疑是艱難的，最後的結果則是先救北非，盡量維持住亞洲，緩緩的開發巴西。也就是說，盡可能的想端平三碗水，但很顯然無論是在人力上和財政上都不具備可行性。很快的隨著 1580 年的聯統，葡萄牙王家貿易事業整體性被顛覆了。
在 16 世紀 40 年代，卅年前的爭論又再一次浮上了水面，前文說到在亞洲實際主導貿易的聯盟發生了轉變。因此，王室是否應當直接繼續介入亞洲的貿易，還是讓代理人私營又一次成為了焦點話題。最關鍵的是，王室貿易航線體系有一個非常大的弱點：王室必須提供在亞洲的商船，但是考慮到出事的機率以及此時葡萄牙王室的國庫實在是捉襟見肘的情況。因此，必須開源節流。就這樣，一場空前的大討論就此展開，最後的結果是事關於經濟命脈且貿易量占絕對主流的胡椒絕對不能讓私營者拿走大頭利潤。王家貿易航線制度的問題沒辦法採用市場化手段即價高者得的辦法。但是作為替代領土擴張和采邑封賞作為一種臨時性辦法以解燃眉之急，但是考慮到成本和收益的問題，這一方案被實施近 1/3 世紀左右。最後，更為重要的是為了增加裁員同時促進王室盡早的撤離虧本買賣。葡萄牙人必須開闢中國日本的航線，而這對整個東亞格局都影響深遠。
在簡述東亞之前，首先要看一下鄂圖曼人和葡萄牙人在紅海區域的幾次交鋒。1548 年也就是鄂圖曼人組建印度洋艦隊次年。在艦隊司令官皮里·雷斯的帶領下他們攻克了亞丁。葡萄牙人曾經試圖收復，但是卻因為兵力不足而作罷。四年後，鄂圖曼的這對父子再一次從蘇伊士啟航，目的是到達波斯灣的巴斯拉。結果被葡萄牙人在馬斯喀特海域附近擊敗，被迫撤退。導致他被以叛國罪的罪名處死。又兩年後，即 1554 年，皮裡雷斯的繼任者，也是他的同族親戚伊迪·阿里·雷斯，在荷姆茲的海戰中再度被葡萄牙人打得大敗，被迫棄船上岸，上演旱地行舟。最終，在中亞客死他鄉。
至於葡萄牙人與大明的交鋒，早在半個世紀之前的屯門就已經早在半個世紀之前的屯門就已經見分曉。但是眾所周知的是，葡萄牙同齡與明朝官員的關係疏遠且非常緊張。在嘉靖年間，葡萄牙王室確實也動過在中國修建一座堡壘的念頭。以上種種，使得葡萄牙人的形象日益惡化。風評已經被害到了最低點，他們是拐賣者和食人族的同義詞，但是葡萄牙人的火器和強悍的作戰素養同樣也令明朝印象深刻，這也是中國開始重視並逐漸引進西方火器的起源，最終在個體的葡萄牙商人逐漸打入沿海市場和葡萄牙官方的死纏爛打之下，他們最終於 1557 年（四年前只是暫時有了居住許可，而並沒有定年繳納五百兩白銀。）取得了澳門這一租借地。廣州里斯本之間的貿易在未來的兩個世紀內都延綿不絕。在更加東方的地域，1543 年三名葡萄牙人在日本南部的種子島登陸，鐵炮和天主教還有天婦羅都相繼傳入。九州的實力派大名大友宗麟更是皈依了基督教，以爭取葡萄牙人的火器支持和更為廣闊的貿易市場。這點將在此後引發不小的震盪。就這樣，在哥倫布按照原先計劃去往東亞之後的剛好半個世紀，葡萄牙人終於在東亞的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取得了立足之處。在中國，澳門-廣州-其他區域的路線一直延續到乾隆時代的一口通商。在日本則是以「條約巨船」制度，每年都有少量船只往來於這個「白銀之國」。據估計，16 世紀末，葡萄牙人從日本出口了 22500 公斤的白銀，這為東亞和西印度洋都注入了強大的流動資金。和西班牙在拉美的波托西銀礦一樣成為世界貿易體系中的支柱。
總體來說，中國，日本航線的巨大意義不在於為葡萄牙王室補充國庫而是在於為私營者打開了一個新的市場，從此兩種模式可以井水不犯河水，更關鍵的是，這條航線使得馬六甲和果阿的關稅收入大為增加，以後者為例，往返於中國的貨物都要繳納 8.5%的關稅。但是恰恰要說明的是遠東貿易的繁榮，究其原因，是在於葡萄牙的控制力實在是過於有限，中國沿海的倭寇隱患使得挑戰與機遇並存，在隆慶年間開放海禁之後，葡萄牙人更是大獲其利。在日本，由於織田信長統一進程的加快，國內的統一市場也不斷被整合有利於外貿，更為關鍵的是。中日兩方的直接貿易都集中在以外的方向，尤其是菲律賓和中南半島。因此，葡萄牙人實際上並沒有競爭者。所以在明王朝和日本大名之間的這些二道販子們度過了黃金歲月。步入 1570 年，葡萄牙人的蹤跡可以遍布亞洲的每一個地區，也標誌著他們在亞洲擴張達到了極限。只能繼續深耕這些已經探索的區域。但是無論如何，16 世紀的這一場危機，對於葡萄牙未來在亞洲的重新轉向。影響深遠意義重大。但是如同上文所說，1580 年的聯統改變了一切。我們也正好將 16 世紀末 17 世紀初這 30 幾年放在一個更為宏觀且相互比較的視角來看一下兩國所走道路的不同。
重新定向：1570-1610 年馬德里籠罩之下的亞洲事業
其實，從若昂三世死後。由於傳統的姻親關係，里斯本的宮廷貴族和商人階層受來自卡斯蒂利亞的影響就日趨強烈。更何況。小國王塞巴斯蒂奧的奶奶這個出身於哈布斯堡家族的人就是他的攝政。因此葡萄牙國王哈布斯堡化的痕跡也越來越深。西班牙的新大陸貿易結構自然也影響了葡萄牙的王室貿易路線制度，在小國王塞巴斯蒂奧親政後，胡椒和香料這種絕對的大宗商品可以被私人自由買賣，由於王室實在供不起貿易的船，只好望角和大西洋貿易逐漸落入了私人手中，雙方需要簽訂契約，這一流程很快被制度化。如果說這一影響還比較間接的話，從全球戰略來說西班牙的影響更為巨大。前文提到過，在 40 年代討論過北非和亞洲到底孰輕孰重。過了 30 年巴西成為了帝國中冉冉升起的明珠。因此，亞洲的地位逐漸下降。雪上加霜的是，小國王決定重啟北非戰略，因為北非可以更好的掩護巴西，但是唐塞巴斯蒂奧卻如同朱祁鎮一樣，戰略沒有錯，但是戰術執行卻是零分，本人更是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578 年，國王親征，雖然沉痛打擊了薩迪王朝的篡位者。但是，整個出征的貴族階層幾乎被一鍋端。在老親王恩里克於 1580 年去世後，葡萄牙的王位就無可爭辯地落入了腓力二世之手，因為其他競爭對手實力過於弱小。次年，他甚至動情地說道：「我繼承了它，我買下了它，我征服了它。」由此可見，在絕對的武力和財力面前，法統跟血緣顯得多麼軟弱無力。
次年四月，腓力二世正式被三級會議確認為葡萄牙的新統治者。在這個過程中，新基督徒獲利最大，即哥倫布發現美洲那個時代皈依基督教的那些猶太後裔。他們在西班牙人統治的這 60 年裡，打造了一張全球流通的貿易網路，從首都馬德里到帝國在亞洲的新領地澳門再到安地斯山腳下的利馬城，同樣的，因為兩牙構成了共主聯邦。之前明確清晰的利益分界線開始逐漸模糊並形成一體。馬尼拉大帆船和葡萄牙人的兩個模式管轄地最開始在菲律賓發生了碰撞。西班牙人試圖將原本屬於葡萄牙人的貿易路線分一杯羹過來。有鑑於此，腓力二世必須要做一個仲裁者，因此。很多實行於塞巴斯蒂奧時期的政策被蕭規曹隨的延續下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龐大的葡屬印度被一分為三個獨立的政府。分別管理東非，荷姆茲到孟加拉灣，孟加拉灣到澳門的區域。儘管在財政上允許這些私營者大展身手。但從政治上這麼做，的確有加強中央集權提升治理效果的作用。尤其是對東非的深耕，雖然在氣候和當地人的反抗之下成效甚微。但卻是一個重大信號，表明葡萄牙人不在只是用武力維持貿易現狀，而是深入殖民擴張的開始。不止在非洲。馬六甲-也就是孟加拉到澳門這一廣大區域的行政中心，的主教們曾經和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聯手，建議進攻泰國的大城王朝。理由是該地既能提供農產品和牲畜，也能作為富裕的貿易中心來徵稅。更為關鍵的是還可以提供寶貴的木材以供造船所需。這個計劃並不是異想天開，而是被認真考慮過的。甚至這些人還一度制定了征服大半個中南半島宏大計劃，理由是儘管東吁王朝陸軍非常強大，但莽應龍卻未能實際控制住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北部的海岸線。這是個能夠趁虛而入的好機會，該計劃的最終目的在於連接印度和澳門。儘管未獲成功，但很顯然，亞洲的區域強權已經無法複製上個世紀明帝國在屯門的成功了。讓我們把目光向西投向斯里蘭卡，葡萄牙人關注錫蘭的時間很早，大概是阿爾布克爾克出任印度總督的同一時期，最終歷經 80 年，葡萄牙人強力的軍事擴張迫使這個小島實施邊陲定居制度，也就是葡萄牙人實際上掌握了整個島的貿易和軍事通行權。只有行政權還把握在當地人手裡，簡言之。葡萄牙人在 16 世紀晚期領土擴張的傾向越來越強，他們不僅僅是因地制宜的制定政策，而是透過激進的手段來強行達成目標。
讓我們把目光轉向蘇門答臘，亞齊蘇丹國在這個時期一度成為印度的勁敵。主要從三個方面對後者形成了挑戰：其一是和鄂圖曼的結盟。其二是對孟加拉灣幾個重要的貿易港口的有效控制。其三是對爪哇北部海岸以及摩鹿加群島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塞利姆二世時期，鄂圖曼人直接給亞齊送去了火器鑄造專家和炮兵支援來幫助後者進攻馬六甲。這種幫助在實際上可以說沒有什麼用處，但是卻象徵著亞齊蘇丹國在伊斯蘭世界的顯赫地位。同一時期在紅海、摩加迪沙和蒙巴薩，這兩大帝國仍然時有爭端。在貿易上，亞齊人從孟加拉灣獲益匪淺，彈藥可以用於軍事行動紡織品則可以彈藥可以用於軍事行動，紡織品則可以擴大關稅收入。最後一點，這個蘇丹國通過簡單貿易與東邊印度尼西亞群島形成了緊密而有效的關係。這使得葡萄牙人在摩鹿加的行動大受限制。更為深遠的來看，印度尼西亞被馬來-伊斯蘭文化影響已不可避免。17 世紀初，望加錫蘇丹的皈依是一個具有關鍵性的節點。總之，兩國就在這樣全面競爭的情況下保留著對話通道。亞齊蘇丹國對葡萄牙在亞洲事務的挑戰只是一個代表。其他地區的穆斯林們也透過這種方式謀取更大的利益。
必須要提及腓力二世這位實用主義工作狂的個人性格對於帝國亞洲事務的影響。在他即位的初年。派人編纂了一部有關於他在亞洲資產性質與範圍的文件。即大名鼎鼎的《城市與堡壘之書》但是顯然有點標題黨，這個書的大部分實質內容是關於亞洲內部的海運貿易。果阿-馬六甲-澳門-日本航線是其中獲利最為豐厚的一條，而印度的核心地位再度得到了鞏固。而經營這條線路的制度就是我們上文提到過的王室頒發許可，但實際運營是由私人進行的「特許航行」的制度。這些船將胡椒和香料從馬六甲出口向澳門，並將絲綢，黃銅和其他貴重金屬由澳門運回果阿。該航線讓很多人大發橫財，甚至包括耶穌會神父們，他們和宗教審判所處於競爭關係，前者更熱衷於傳教，後者則更為對生意感興趣但是對於航海事業都是極為熱心的，只不過側重點不同罷了，在若昂三世時期國家資源有限，兩者的爭執勢必會影響到海上事業整體運行。但是此時資源充沛，二者之間並不衝突，甚至可以相得益彰。這些人將所賺取的一部分利潤投資中日之間的絲綢出口業自然又是利滾利。我們要特別提一下澳門的情況，1623 年之前澳門都是沒有明確的行政長官的，也就是說，純粹作為一個自由貿易港而存在。這種影響對於澳門的城市發展是非常深遠的，甚至一直持續到了今天。當然，特許航行制度的一大問題就在於，如果該區域內同時有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沒有堅強武力後盾自然顯得底氣不足。早期的地方總督又會造成效率低下和過度分權的困境。因此，後來的荷蘭人、法國人和英國人都採取了兩者相結合的辦法：即先讓私人去打前陣，探索出一個具有良好前景的可操作性的貿易路線或者市場。然後以國家為主導，政府出面建設公司，以個人參股的形式參與到這項事業中。每個人都與此榮辱以共。國家的海軍實力更是必不可少的保障。總體來說，16 世紀最後的二三十年，葡萄牙並非處於衰弱期，而是整體結構進行重組和調整的一個恢復期。主導亞洲海上貿易的人從王室變成了私營商人，最後又變成了國際商業資本家。同時，在西屬美洲經驗的推動下，葡萄牙人的准帝國主義行徑也開始增多了起來，對於殖民地的開拓和經營逐漸由表及裡。但是此恢復期到底還能維持多久？新興的挑戰者又會帶來多大的衝擊？這兩個問題使得帝國在亞洲的事業前景變得陰晴不定起來。
退卻中的帝國：1610-1665 年庸碌之主的時代與本土光復
前文已經簡述過正在崛起中的莫臥兒帝國，在阿克巴大帝統治時期他們成為印度次大陸上不可忽視的一方霸主，自然也對葡萄牙人的印度屬地產生了影響。到這位帝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去世的時候，帝國已經控制了一個複雜的陸路和水運系統，以及相當多的海上貿易。但他們的做法卻相當明智，與鄂圖曼人不同的是，他們並沒有直接在海上挑戰葡萄牙人。而是和兩者保持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總體來說，這一時期雙方通過較為愉快的合作營造了一種相對融洽互利共生的關係，但是印度總督始終擔心莫臥兒帝國統一整個半島，最終奪取果阿，於是便和當地的土邦聯盟來限制這些帖木兒後裔。葡萄牙人的麻煩還不止於此，在西北方向，薩法維帝國也出現了一代雄主-阿巴斯一世，同樣被世人冠以大帝名號。這位雄才大略的沙阿同他的謀臣們想出了一個宏大的戰略：在海上透過葡萄牙人來抵抗鄂圖曼在波斯灣的威脅，在陸地上，則由莫斯科、華沙、維也納的等歐洲君主構建一個龐大的反鄂圖曼同盟。但是同時為了保證海上的權益，不被兩牙共主聯邦所侵吞，又找到了倫敦來限制其影響力。要理解這位沙阿的戰略構思，就必須對於伊朗國家商業化轉型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前文已經說過，16 世紀初，荷姆茲的關稅就極度依賴貿易。此時的伊朗已經不再是一個以純農業，手工業的陸地國家。而且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薩法維王朝已經和他們的立國基本盤：土庫曼部落的支持者的聯盟關係緊張。必須要開闢新的財源來擺脫前者的依賴，對於當時的帝國是十分必要且緊迫的。南亞西亞的環境已經非常不樂觀了，在東亞同樣是凶多吉少，在日本隨著太閤大人統一進程的加快，逐漸對天主教採取保守措施，並且對礦場徵收銀稅。更為關鍵的是，他親自下場與葡萄牙人進行貿易。這相當於斷絕了大部分私營者的財路。後者甚至有直接進攻日本的計劃，這惹怒了這位天下人，在兩次朝鮮戰爭的間歇期的 1596 年，秀吉正式下達了處決天主教徒的命令。而到了家康統治時期，隨著威廉·亞當斯的到來，江戶幕府顯然對於荷蘭和英國這些新教國家提供的技術和貿易許可更為親近。這對於葡屬亞洲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然而最致命的挑戰卻來自帝國內部：尼德蘭人。
自從 16 世紀末期，這些北邊的新教徒就從來沒有安分過。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亞洲均是如此。前文提到過，兩牙軍隊有進軍緬甸的設想，然而卻未能實施。而這個機會卻被荷蘭人把握住了，自從 1590 年代末，莽應龍父子去世之後這一地區的秩序迅速趨於崩潰。荷蘭人就趁此良機，於 1612 年侵占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沙廉港，奪取了葡萄牙人的這一重要貿易基地。這也為他們深入內陸打開了一個突破口。而對於葡屬印度來說，這一打擊無異於晴天霹靂，等同於失去了一扇征服東南亞大陸的窗戶和一個連接孟加拉至馬六甲的重要中轉港口。更糟糕的局面在於，這一事件使得長期的兩牙貌合神離的關係終於被清晰的直接的浮現在荷蘭人面前。荷蘭人認為：西班牙國王把葡屬亞洲視作他的小妾，必要時刻就讓她自謀生路。但是相應的卻從不計較維持西屬美洲的費用。這一地區相比前者被視作結髮妻子。腓力三世決議讓葡屬亞洲自謀生路，在財政緊張的大前提下，賣官鬻爵似乎成為了唯一可行的方案。價格從幾百謝拉芬到荷姆茲的 145000，這麼做雖然紓解了燃眉之急，但是統治者的素質自然呈現出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相應的，儘管荷姆茲這一地區是帝國的錢袋子，但是防禦設施卻極度老化。唯一能夠阻擋波斯沙阿進攻此地的因素在於缺少海軍。在與英國結盟之後這一困擾就蕩然無存了。葡萄牙人自然知道該地的重要性，並且從里斯本派遣了一支援軍，最終，在長達兩年的圍困之下。這個地理樞紐還是於 1622 年 5 月淪陷。這一影響相比較於在孟加拉沙廉港的失守簡直是晴天霹靂：里斯本被迫將這一地區的貿易中心向西退回了馬斯喀特，財政收入更是直接腰斬。而波斯人則用這位帶來勝利的大帝之名重新命名了這個關鍵的貿易樞紐。而這僅僅是葡萄牙人在亞洲收縮的前奏。未來的十幾年間，亞洲領地將受到一連串的致命打擊。
要解釋荷蘭人和英國人在 17 世紀初的突然崛起，我們必須把一個重要的因素歸功於他們制定了非常正確的策略。簡言之，就是避開葡萄牙人的勢力範圍，集中力量經營東南亞和遠東。雖然兩者時有競爭關係，但是從各區域力量對比上來看，兩者正好是秋毫無犯。因此，從客觀上來說葡萄牙人面對的打擊往往是兩者在不同地域開展的，非常難以應付。還有此前提到最為關鍵的創新：國家特許公司制。到最後，葡萄牙人也不得不效仿他們的競爭對手創立了相同的東印度公司。然而，葡萄牙人以往的成功經驗，卻使得他們難以擺脫這種路徑依賴。造成進行這種革新步履維艱。葡萄牙人創辦這些公司的由頭就是減輕國庫的戰爭開銷，把這些負擔轉嫁給私人團體。但是這一嘗試的響應者寥寥無幾。因此，大頭的財政支出還是回到了王室身上，王室的總投資占了 80%左右。與英國、荷蘭模式大相徑庭。除了財政上面臨困境，在經營上，老的宮廷貴族和新基督徒的衝突加劇了本就前景不明朗的這一事業的分裂，宗教裁判所以迫害這些人之名大肆斂財。最終葡萄牙人的公司僅僅存在了五年。造成這一短命的原因，除了提到的經濟和人事之外。本身的資源詛咒也是一個重要因素。17 世紀初，馬拉巴爾等地的胡椒至少是王室貿易所需要的 10 倍，但是葡萄牙人顯然沒有充足的資金和保障海運安全的能力了，這項貿易的船隻失事率。超過 1/3，因此也沒有什麼好的投資前景。
1629 年，葡萄牙人取得了這幾十年來的最後一次大勝利，在柔佛軍隊的支援下他們打敗了圍攻馬六甲的亞齊軍隊，步入 30 年代後則是一連串失敗。32 年胡格利定居點被莫臥兒孟加拉總督奪走，使得葡萄牙人喪失了硝石資源，火藥的供應就大為緊張，從而軍隊的戰鬥力也直線下降。這一打擊相比於沙廉和荷姆茲顯得猝不及防。從時間上來說前兩者都持續了一年以上而這次只有一個季度，葡萄牙人因此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在斯里蘭卡，葡萄牙人的收支平衡也近乎崩潰。此時的果阿港外，荷蘭人的艦隊時隱時現。在日本，島原之亂的爆發使得三代將軍家光下決心實施鎖國政策。葡萄牙人往往被視為這一事件的幕後推手，但是由於之前兩代將軍保持著較好的往來傳統。葡萄牙人得以從容的較為體面的離開日本，並把大量資產轉移回澳門，此後，葡萄牙人仍然不死心，派遣特使前往長崎。但是船隻被幕府燒毀，大部分使者也被處決，只有澳門這一僅存的碩果在遠東被保留了下來。1640 年本土的動盪使得亞洲領地似乎煥發了第二春。但若昂四世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此前與英國人休戰，就會輸得體無完膚。要想維持住帝國的基本盤，就必須與低地人將和，但是荷蘭人於次年對於馬六甲的占領使得這一時期的一連串恥辱被一槌定音。也標誌著聯省共和國正式成為「海上馬車夫」，一個關鍵在於柔佛人放棄了葡萄牙，決定從亞齊人的手裡分得一杯羹。
1644 年，在亞洲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葡萄牙帝國簽署了《果阿條約》雙方休戰八年，試圖與荷蘭人和平共處。但是在亞洲損失掉的利益卻很難通過其他地區，尤其是巴西補償。不過為數不多的好消息是被荷蘭人打擊的並不止剛剛光復故土的葡萄牙人，英國人的利益也受到了波及。於是兩者在此前休戰的基礎上事實上結成了抗荷同盟，50 年代在歐亞都並肩作戰。說完了印度以東的情況，我們來看一下此時的阿拉伯海，阿曼人的崛起已經成為定局，在雅努布王朝建立後，納希爾·伊本·穆爾西德著手建造一支強大的海軍部隊，將葡萄牙人限制在馬斯喀特、蘇爾和庫爾雅特的有限區域。在未來的 40 年，整個孟加拉灣和南海海域將遍布著 voc 的旗幟。儘管在 17 世紀 50 年代，荷蘭人被迫因為和英國的戰爭而無法提供足夠的兵力支援亞洲，但是東印度公司的財力遠非葡屬印度可以匹敵。因此還是游刃有餘的開展擴張。在這一系列戰爭結束的 1669 年，荷蘭人可謂是大獲全勝：控制了葡萄牙人在亞洲的龍興之地科欽，壟斷了錫蘭的採珠業，掌控了出口胡椒的馬拉巴爾諸港口，儘管葡萄牙人在亞洲的領地總體範圍並沒有縮小，但是連接東西兩端的中間部分：馬拉巴爾、斯里蘭卡、荷姆茲、馬斯喀特和馬六甲已經完全遺失，這也宣告了 100 餘年果阿征服者的大戰略的最終破產。更為鼠目寸光的是，為了紓解戰略上的壓力和政治聯姻，布拉干薩家族將公主嫁給查理二世，並將果阿北部一個小島送了出去。這個地方還有另一個名字被廣為人知：孟買。當印度總督知道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之後，立即派人前往里斯本遊說，可惜未能成功。所以葡屬印度只能勉強自保了。
讓我們用一段當時最負盛名的葡萄牙士兵的話來總結這一時期的困境：從好望角一直向東，我們不願遺落下任何不受我們控制的東西，我們焦慮地抓起從索法拉到日本的五千海里中的每一事物，更壞的是我們開始這一事業時沒有估量過我們的實力，也沒有想過即便只有當地人，這一征服也無法持續。誠如斯言，葡萄牙人這一連串的挫敗，不僅僅是由於荷蘭人，還在於當地政治情況的改變（如上文的柔佛人）。最終還是那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如果你想保住每一個地區的利益，對比平均分配兵力的話，那麼最後的結局往往是整個局面都會走向崩壞。最終不可避免的葡萄牙的亞洲事業步入了尾聲。
緩緩落幕：1665-1700 年葡萄牙人在亞洲的留駐
該時期儘管葡萄牙人在亞洲區域的活動並不如大西洋兩岸那樣活躍，但也絕非是一潭死水。如同上文所述葡萄牙人在亞洲遭遇了荷蘭人的沉重打擊，但是在巴西卻是另外的情況：荷蘭人只剩庫拉索島這一立足之地，被完全趕出了巴西。在黃金海岸也討不到任何的便宜。這不僅僅是因為大西洋-巴西一線地理位置相較於本土更近，戰略意義更大。亞洲本身防衛的成本也更高。但是如果我們將好望角航線通往亞洲的船隻數量和之前的大衰退期做一個對比，數量是在緩緩上升的。更為關鍵的是葡萄牙光復獨立之後，西班牙人在馬尼拉的亞洲貿易網路就斷裂了，儘管日後重建了兩國亞洲貿易連接，但是虧空卻未能完全扭轉。最終歷史悠久的王室印度洋貿易航線逐漸和巴西合為一體，甚至從屬於後者。發生這一現象的決定性因素是巴西發現了品質很高的金礦，這下使得亞洲等地的香料的價值黯然失色。最終導致王室印度貿易路線不是在里斯本和果阿之間的單線貿易。而是可以在中途（比如莫三比克附近）轉向前往巴西的貿易主導線路。這一直接後果是巴西和亞洲的貿易更加便捷，不用再經過里斯本轉手，巴西提供的煙和糖彌補了香料損失的虧空，到 18 世紀初的 1704 年果阿通過菸草壟斷所獲得的關稅相比於 20 年前增長了 4 倍。唐·佩德羅二世是這一時期葡萄牙走向復興最關鍵的決策者。他決心再度效仿英國和荷蘭建立一個公司，並且要求印度人自負盈虧。自然的果阿對此反應冷淡。因此如同此前的東印度公司一樣，還是曇花一現了。除此之外，他還對葡萄牙軍隊進行了改革，並且依靠巴西的金礦作為財源，乾綱獨斷地建立了葡萄牙絕對君主制。並且利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狠狠的羞辱了卡斯蒂利亞人，報了王重復古戰爭的一箭之仇。並限制了法國在南美的行動。使得巴西真正成為帝國殖民地中的掌上明珠。同時，亞洲諸地對於巴西的依賴再度加深了。
如果我們站在一種他者的視角，即莫臥兒的王公來看待葡屬印度。則會發現果阿的這些人已經深深嵌入了當地社會：尊重當地穆斯林的風俗習慣和信仰，不刻意的加稅和橫徵暴斂，不輕起戰端除非自衛反擊。這幾點也是這個地區一直能夠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內屹立不倒的核心原則。在財政上如前文所述，巴西源源不斷的為這個葡萄牙帝國在亞洲最重要的核心輸血。而且行政官員們也與莫臥兒帝國的蘇拉特總督和睦相處，幾乎相安無事。在重大事件上，往往能達成一致。這使得果阿在面對其他外部威脅往往能夠從容應對，而不是四面樹敵。這在奧朗則布時期是非常難得的，果阿面對的重大挑戰就是前文已經略述過的阿曼人，在這一時期，他們已經成為阿拉伯海當仁不讓的主宰，甚至經常騷擾東非海岸，一度奪取了蒙巴薩港。本質上雅努布王朝就是增強版的亞齊蘇丹國，靠著武力主導貿易同時傳播伊斯蘭教。因此，在這一時期，果阿的戰略決策就是在陸地上利用與莫臥兒良好的關係去對抗馬拉塔人，在海上則是全力防禦，遏制住阿曼人的擴張。因此。儘管葡萄牙人此時已經風光不再，但是奧朗則布積極的大陸政策則足以分擔壓力。同樣令人關注的是，在東非，帝國不斷深入通過普佐拉領主對當地施加影響，從而間接獲得黃金、象牙和布料等資源。這種動態平衡關係影響深遠，使得南部非洲一直被帝國牢牢控制，直至 19 世紀末。在某些重要的或者說沒有其他力量填補的區域，葡萄牙人也不吝嗇使用武力，比如聖多美。
接著我們把目光往更東投嚮往孟加拉，隨著亞洲領地整體性的收縮。前文描述過的這些在孟加拉灣的定居開拓者獲得了比以往更大的自治權。以在泰國的葡萄牙人為例，他們往往成為當地國王和葡萄牙官方溝通的橋梁，並從中獲利。最後來看一下澳門與帝汶。此前，由於荷蘭人的咄咄逼人也影響到了葡萄牙人在這一區域的經營，因此他們和明鄭結成了事實上的同盟，永曆皇帝甚至皈依了天主教，並寫信給若昂四世，希望獲得軍事援助可惜並未能成功。在 1662 年荷蘭人灰頭土臉的撤離台灣使得澳門到馬尼拉和望加錫的路線再度通暢。而此時的帝汶的檀香木數量充足且質量上乘，兩地的貿易也因此日益繁忙。更關鍵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一個新的族群誕生了。即拉蘭圖卡人，也就是荷蘭、葡萄牙和當地人的混血。從地理位置上來看，這一地區實在是過於天高皇帝遠。因此這些混血者便自行決定當地事務，最後迫使果阿承認現狀。這種高度自治的傳統反而使得這個島如同澳門一樣成為最晚脫離葡萄牙的殖民地。也可以說，這種不受控制的無奈之舉，反而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成就了這兩個地區長時間的繁榮。
總結：瞻前顧後的一種中間動態管理
葡萄牙人作為大航海時代的先行者，提供了諸多寶貴的經驗，但是先發優勢也會成為掣肘停滯的根源。通過 17 世紀中期荷蘭人的後來居上，我們可以看到荷蘭人更為嫻熟的使用暴力和外交，大名鼎鼎的國際法之父格勞修斯就是透過著書立傳來為他的祖國這種露骨的行徑加以辯護。相比之下英國人就聰明的多，以一個弱者的姿態進入印度洋貿易，並且把力量都集中在印度優先經營。而不是像葡萄牙人和荷蘭人一樣試圖維護住每一個地方的權益。可以說，英國人的成功正是吸取了葡萄牙和荷蘭的經驗教訓才最終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即審慎理智的動用國家力量。雖然都是東印度公司，但是英國人顯然借鑑了葡萄牙人有益的經驗：歐亞之間的貿易歸國家，而廣大的亞洲市場則交給私營企業，不但節約了成本而且還能激發經營者的積極性可謂一舉兩得。同時，英國人對於武力的使用也不同時，英國人對於武力的使用也不像葡萄牙一樣過於小心謹慎，更不會像荷蘭人一樣濫用。更重要的是，英國的本土條件相比於另外兩國都好的很多。英國國內的一系列政治變革也確定了一個較為寬鬆且穩定的大環境，這是英國人能夠後來居上的根本原因。三國最後仍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任何一方：荷蘭人贏得了東南亞，葡萄牙人則拿到了南美，英國人則是把中東和南亞收入囊中。
回到葡萄牙帝國自身，決定帝國擴張上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作為最早和亞洲打交道的歐洲國家，勢必將被捲入這片全球最複雜的大陸，同時，亞洲的原生結構又無法改變，所以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些有益的經驗和教訓被後來者所吸收。當我們最終回顧兩個世紀葡萄牙的成敗得失，會發覺，其一：隨著葡萄牙人的到來，整個印度洋的經濟已經通過歐洲和新大陸連接在了一起。這也是葡萄牙人最重要的為全球貿易市場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其二，亞洲國家內部結構也發生了轉變，傳統的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導的國家開始向商業國家過渡。最終，他們的經濟結構變得更為健全和複雜。第三點則是哥倫布大交換的葡萄牙版本，火氣在更大範圍的擴散。貴金屬和其他貨幣載體的流動。葡萄牙語、馬來語、泰米爾語和阿拉伯語之間的互相交流使得雙方語言和文化都發生了潛移默化和深遠持久的改變。最終一點，我想說的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這個重點不在葡萄牙也不在亞洲其中任何單一一方。而是在於兩者的碰撞，交流和互動。書寫這樣一篇時代變遷劇烈，地域流動廣闊的文章並不容易。如果拙文能夠啟發更多人關於大航海時代進行重新的思考和認識，那麼筆墨便沒有白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