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祠堂是很神聖的所在。一般來說，祠堂是給故去的先賢建的，但也有給活著的人建祠堂，這有個專門的稱呼叫「生祠」，提到這個，最有名的就是明末的太監九千歲魏忠賢，他在權勢熏天的時候生祠在全國各地拔地而起，等他一倒台，這生祠跟他一起名聲徹底臭了。
但其實追溯歷史，生祠的歷史相當久遠，有資格建生祠的也有不少歷史上評價相當正面的人物，那生祠有什麼講究？魏忠賢是怎麼憑藉一己之力把生祠的名聲毀了？今天就聊聊這個話題。
有記載最早的生祠來自於西漢時期。當時燕國的國相欒布和齊國的國相石慶深得民心，老百姓自發地建立了欒公社和石相祠，這是有記載的生祠之始。帝制之下地方官員的任免是用的流官制度，對地方民眾來說，能不能遇到一個對自己好的官員在很大程度上講全憑運氣，而他們紀念一個這樣的父母官，最自然的方式就是樹碑立祠，表達懷念之情。
到了唐朝，這樣的生祠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武則天時期的狄仁傑先後在不同的地方就任地方官，減免賦稅，關心民生，老百姓對他感恩戴德，所以他有三座生祠。這種事情在唐朝絕不是個例，地方官的功過由老百姓評說，這自然是朝廷不願意看到的，所以《唐律疏議》對立生祠做了規定，立不是不可以，但這個官員的政績要接受朝廷考察，想建生祠可以，也得需要朝廷考核，要是沒什麼政績還造生祠的，就得判處一年流放，法令一出，生祠就大大減少了。
到了宋朝，如此規定不再嚴格執行，百姓又開始大規模給官員立生祠，有不少生祠遺留至今。
比如北宋的范仲淹在泰州興化和南陽鄧州為官，當地百姓感恩戴德，在他離官之後，兩地百姓自發給他立了生祠，這兩處范公祠經過歷代重修，至今仍在。再比如南宋初年，岳飛率軍隊在建康附近的牛首山大破金軍，並掩護靖江百姓撤退，當地百姓感恩戴德，在金軍撤走後給岳飛建了一座生祠，這也就是如今靖江岳王廟的前身。
這樣的風氣在有明一代也被延續下來，誰要是能在活著的時候被老百姓自發立祠堂，那是要被史書記上一筆的。
明朝末年，東林黨人極為重視名節，而能夠讓地方上給自己修生祠，無疑是彰顯名聲最好的方式。東林黨人歐陽東鳳為官一方，當地發生災害，他越級上奏救助災民，當地百姓自發地給他建生祠。一般而言，生祠的修建都得基於百姓表揚一個地方官的自發行為，體現父母官的恩情，當然也有不要臉的貨，比如嘉靖年間一位叫趙仲輝的，他任廣平知府，在任上對百姓非常苛刻，動不動就是大竹板拚了命打，就這號貨色還在當地利用官威自顧自建起了生祠，後來這趙仲輝生病眼看快不行了，就派人去看看自己在廣平立的生祠到底怎麼樣，結果一看已經被當地人毀壞殆盡，當時的人都覺得這實在是自作自受，純屬活該。
按理來說這生祠修與不修，都得有個前提，那就是地方官員才能有生祠，不過明末魏忠賢掌權之後形勢開始其變化了，他不在地方為官，這東西怎麼也輪不到他頭上，但無奈全國許多地方官爭先恐後地巴結魏公公，幹出什麼突破底線的事都不意外。
天啟六年，浙江巡撫潘汝禎以杭州織造機工的名義給魏公公修建了一座生祠。生祠完工之後，規制完全碾壓了鄰近的岳廟，並賜名「普德」。整座生祠的核心是用沉香木雕刻的魏忠賢塑像，這塑像打開還有金銀做的五臟六腑，而太監不長鬍子，就在髮髻上插鮮花代替。
魏忠賢非常在意自己的名聲，有人給他建生祠，自然非常開心，而潘大人做榜樣在前，全國上下官員們為了求得進步，爭先恐後地給魏忠賢建生祠。占耕地，毀樹林，拆民房，諸如此類，這都是基本操作。江西巡撫楊邦憲為了給魏忠賢建生祠，先後搗毀了周敦頤程頤朱熹的祠堂，而河南開封建的魏忠賢生祠，完全按照帝王規格，拆毀民房兩千餘間，無數百姓流離失所。當生祠落成之後，地方官員前去跪拜，也是給魏公公的像行大禮。
比如薊州巡撫劉詔在北京宣武門外建了魏忠賢生祠之後，迎塑像時就下跪行了五拜三稽首之禮，後來在日常的跪拜中又行八拜跪伏之禮，魏忠賢聽聞之後馬上有所表示，劉詔先升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又很快升為兵部尚書。跟他相比，有些人對這樣的生祠不滿，或者路過魏忠賢生祠時態度不夠恭敬，只要被東廠太監盯上了，輕則下獄，重了當場打死，都沒人敢去過問的。
就這樣，在魏忠賢熏天的權勢之下，從天啟六年到天啟七年，全國遍地開花，建立了七十餘處為他歌功頌德的生祠，薊遼總督閻鳴泰甚至把魏公公的生祠建到了關外的寧遠等地，連赫赫有名的袁崇煥都被迫參與了這些建設，而每一處生祠的耗費，動輒就是幾十萬兩白銀，這些魏忠賢都不在乎，在那個時候，誰更能無底線地吹捧魏公公，誰就更能像火箭一樣在官場上平步青雲。
所以當時那些平日裡讀著聖賢之書的太學生，有人主張魏忠賢能跟孔子相提並論，這也就不奇怪了，畢竟只有跟著魏公公才有前途嘛，只不過魏公公倒台的太快。
天啟七年皇帝去世，繼任的崇禎皇帝把魏忠賢的勢力連根拔起，那些遍布全國的魏公公生祠，就成了罪證，各地方官員唯恐拆之不及，禍及自身，所以那些曾經金碧輝煌的建築也就很快灰飛煙滅。最早建立起來的杭州魏忠賢生祠門口的石獅子本來是想給放在岳廟門口，相傳當晚雷聲大作，風雨四起，第二天一看這對石獅子已經倒了，不得已只能把它們挪到孤山，現在它們還在中山公園門口。
到了清朝，百姓自發給官員建生祠的也不是沒有，但整個規模比起之前小了很多，而當事人也往往選擇低調。比如康熙年間澎湖民眾給施琅建了施公廟，乾隆年間台灣民眾給福康安建立生祠，但並沒有大肆宣傳。這究其原因，還在於明末魏忠賢為禍太烈，經過他這麼一折騰，生祠原本蘊含的那點百姓對官員自發的感激也就徹底被沖刷的蕩然無存。
往後誰要是提到生祠，大家本能地就會想到魏公公，既然如此，那生祠哪怕是別人發自真心實意給自己造的也受不起，至於有人還活著就給自己雕塑揭幕，那也就成了笑柄。
生祠被魏忠賢玩壞的歷史，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無孔不入的專制制度對文化的破壞，本來這樣的生祠是為數不多老百姓可以評判地方官名聲的手段，相當於以地方官的名聲為籌碼約束官員不能亂來，這就是古語裡說的「公道自在人心」，像魏忠賢那樣費盡心機想用各種手段，讓地方官競相用木石營造生祠給自己臉上貼金，最後的結局，只能是因為現實巨大的反差導致身敗名裂，還把生祠這個物像給糟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