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是指一個王朝發展到一定階段，在走下坡路的時候突然重新振作。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中興」是夏朝「太康中興」，其他還有「昭宣中興」、「光武中興」等。洋務運動是 19 世紀 60 年代在中國發生的一場改革運動，也被稱為「同光中興」，它實際上成為中國近代化的起點。
「同治中興」或「同光中興」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常見的階段指稱。芮瑪麗將「中興階段」置於「朝代循環中」加以討論。楊聯陞參考芮瑪麗的研究，表達了同樣的「黯淡」之感。張榮華以隋唐以前的「中興」之「定義」為嚴格標準，認為同治朝「中興」名實不副，論其「命名之非」。凡此都是在「事實」層面上討論晚清的「中興」是否及以何種狀態存在，沒有討論「同治中興」這個說法所植根的思想和觀念邏輯。高波對「同治」作為政治話語的意義及其流變的研究，便可增進對其時政治思想與觀念之於時局影響的認識。
這樣一場運動，其發起者、主持者及參與者並非只是幾個洋務派官僚，而是一個龐大的、內部構造複雜的洋務改革集團。洋務運動興起，軍隊建設加強，成立了北洋艦隊。在經濟方面，清政府的國庫收入也有原來的 4000 萬兩每年增加到了 8000 多萬每年。在內憂外患有所紓解的情況下，清朝呈現出了一番新氣象，因此，很多人將這段時期稱為「同光中興」。
從內部構造看，洋務改革集團內部可分為領導決策層、參謀鼓動層、組織經營層、科技人才層四大層次。他們分別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從不同的高度和側面參與著、影響著同光時期洋務改革的運動。薛福成在《中興述略》中稱：
「（朝廷）倚任曾公，授之相位，東南軍事，咸命節制」，「中原綏謐，西洋之人，亦且讋栗弭伏，不敢敗和議」，「掃除數百萬狺狺之豺虎而滅其景跡，數年之間，區宇奠定如故」。
這當然是為其幕主曾國藩統率的湘軍，平定洪楊回捻「內亂」之顯赫功勳大唱讚歌。那一年，曾國藩獲授武英殿大學士，並由兩江總督轉任地位更為重要的直隸總督，達到從政生涯的巔峰。而此前他奉召北上督師圍剿捻軍時，也曾自詡「如捻賊得滅，朝廷中興，猶為不負此舉」，儼然以「中興重臣」自居了。
無獨有偶，接替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貽，在第二年上報中央的奏摺裡又寫道，「數年來南征北伐，所向有功，猛將謀臣，多有存者」，故列強「目睹中興氣象，亦未必有輕於一逞之計」。同治朝剛剛進入第二個五年，「中興」二字便成為官場上頻繁出現的「熱詞」。這次為本已搖搖欲墜的清廷續命半個世紀的「中興」，到底成色幾何？看似否極泰來的時運背後，又湧動著多少政爭的暗流呢？
造槍、造炮、造船，都學會了，但無一不仿製，無一不落後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舉例而言，江南製造總局造了近 30 年的槍，還設計不出一支具有本國智慧財產權的步槍，更不要說大批次生產；天津機器局為北洋艦隊專供炮彈，卻造不出作戰急需的爆破彈。至於其他非軍工類的官辦企業，同樣是死氣沉沉，效率低下，而民間資本又長期被壓制，毫無競爭力。
美國歷史學家芮瑪麗在她的代表作《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一書中，曾為「中興」下過一個定義：
「這種重生的例外情況便被稱作中興。不是一場武裝政變，也不是一場革命或一個新時代，而是一種晚期的興旺，在此期間，歷史上不可避免的衰落過程由於整個貴族官僚們的才幹和努力而被延緩了一段時期。」
史家蕭一山列舉數千年傳統史實，解釋得更加具體：「吾國歷史上稱中興者，如夏少康之一成一旅，周宣王之興衰撥亂，漢光武之覆滅新朝，皆與同治之中興不類」；而唐肅宗之中興，造成的局面卻是「吐蕃、回紇並起，馴致宦官持權於內，藩鎮跋扈於外，唐室自此多故」，跟晚清情形差不多。
在他看來，同治皇帝「賴）、胡、左、李以平定太平天國，亦頗假借外力，而英法伺間拘兵，美俄乘機協和，遂至疆臣權重，閹寺弄柄，國運凌夷」，與中唐以後「其事頗相類矣，而猶有不同者」。蕭氏所謂「不同者」，就在於「同治中興」早已越出歷代王朝自我修復的範疇，而是一場完全置身於世界近代化進程中的自我救贖。
自同治四年春慈禧太后藉故發動「罷黜恭王」事件，讓咸豐帝的弟弟恭親王奕靠邊站後，清廷中樞的政治架構已由同治初年的「叔嫂共治」，一變而為「幼帝雙後」模式。同治皇帝繼位時年僅六歲，實為「虛君」，受挫的奕雖未被徹底清理出局，但畢竟失去了「議政王」頭銜，朝堂之上話語權大打折扣，兩宮太后尤其是同治帝的生母慈禧，逐漸掌控大權。
同治朝最初數年，慈禧根基未穩、羽翼未豐，執政經驗也嫌不足，仍須倚仗恭親王為首的朝中少壯派襄助她處理複雜的內外政務，更要依靠以漢族督撫為主的地方實力派疆吏徹底平定動亂。
到了「第二個五年」，政局相對穩定下來，大亂之後求大治，洋務新政勢在必行，慈禧既欲獨攬中央大權，格於現實情勢，地方上不得不與督撫集團分享部分權力。這也決定了「中興」改革必然採取分權的模式。
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傳統，都是因人而興，因人而廢，是故一眾地方督撫的水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同治中興的前景。薛福成就認為，人才輩出乃是關鍵：
「事須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則其所成有大者焉，才尤大者，又能得任才之才以集事，則其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舉天下之才會於一，乃可以平天下。」
在他心目中，當時稱得上「才大者」，非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數人莫屬。然而胡林翼早逝（1861 年 9 月底病逝於武昌，時年不過五十，那會兒同治皇帝剛剛繼位），曾、左二人關係不睦，其他憑藉軍功起家的地方實力派，進入重建階段後，能否擔得起「中興」使命，仍是個大大的問號。
早在同治六年，曾國藩對同僚素質即有洞若觀火之評價：
「劉印渠（劉長佑）極長厚謙下，故做直督數年甚穩，其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而非為保位之計。官秀峰（官文）城府甚深，當胡文忠（胡林翼）在時，面子極推讓，然有占其地步處必力爭，彼此不過敷衍而已，非誠交也。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尚無險詖（奸邪）。」
曾國藩接著說：
左季高（左宗棠）喜出格恭維，凡人能屈體己甚者，多蒙不次之賞，此中素叵測而又善受人欺如此。李筱泉（李瀚章）血性不如弟（李鴻章），而深穩過之。吳仲宣（吳棠）殊憒憒。沈幼丹（沈葆楨）自三年以前爭餉後，至今未通信，其人大抵窄狹。彭雪芹（彭玉麟）光明俊偉，而本事不及楊厚庵（楊岳斌），楊厚庵頗狠。惲次山（惲世臨）精核而非獨當一面之才，實亦好藩司，心地亦苦窄。老九（曾國荃）去年訐官不勝，極悔，亟思退。
此番人物品評，可謂遍及時賢。不難看出袞袞諸公之中，令曾氏青眼有加者，僅劉長佑（湘軍重要將領，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楊岳斌（湘軍水師將領，時任陝甘總督）三人而已。為何曾國藩如此苛刻？皆因他相信「第二、第三等人可求而儲之，第一等可遇而不可求」，即使上天垂眷，應運而生數位，他們「性情又有不同，趣向又有遠近，才識備矣，復須濟之以福澤」。比如曾國藩甚為看好的李鴻章，「實處多而虛處少，講求只在形跡」，可是失之於深沉不足。
時人認為「同光中興」不僅存在，而且是一種對歷史的超越。曾國藩就認為，唐朝安史之亂後的中興，勢力並未擴展到黃河以北，宋代也有中興，但它的勢力也未擴展到長江以北。而同治時期展露出來的王朝中興卻囊括了整個帝國。
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同治年間絕大多數的「中興名臣」，包括曾國藩之類領袖人物在內，其功勞主要在於使清廷「返本」，即恢復統一平穩的局面，可是他們的思想深度，也僅僅停留在「返本」上，多數未能真正的「睜眼看世界」。事實證明，唯有更多「返本而開新」的傑出人才，才能應對此千古未有之大變局，可惜足以承當大任者寥寥。無怪乎錢穆先生斷言：「曾、左、胡、李號稱同治中興功臣。然此等人物，既能平亂，卻不能致治。」批評雖頗嚴厲，倒也大體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