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6 世紀，大航海時代的影響由西歐向全球範圍擴散，很快邊將距離最遠的東亞也囊括進來。這種史無前例的推進速度，甚至讓審問開拓者的葡萄牙人自己都有些難以適從。畢竟，過去的歷次海上開拓風潮，往往要花上數百年時間，才能在已知的地圖上推進少許部分。但近代世界的模糊新邊疆，卻只需幾十年時間便可實現更多部分。
至於，由明朝、日本室町幕府和朝鮮李朝為代表的東道主，更是從未經歷過類似考驗。但其接受衝擊後的反應和表現，卻也可以用天差地別來形容。因為如果僅從表明上看，遠東三國的地緣位置、文化傳統和閉塞程度都不分伯仲。而且在迎接新來者的伊始，他們也往往憑本能採取偏強硬手段：
比如在 1511 年廣東珠江口，明朝軍隊便以屯門海戰的殘勝奪下一血。儘管場面並不好看、過程更是一波三折，卻還是能在大體上撐起帝國的勝利性結尾。以至於在之後的 40 多年時間裡，遠東海岸都成為葡萄牙船隻的禁區。只見各類走私小艇的進進出出，而沒有任何具官方背景的大型編隊。
日本的情況則稍有不同，但還是免不了爆發軍事衝突。1561 年，平戶港本地的浪人群體與葡萄牙海員發生群體械鬥。本土勢力因場面吃虧而懷恨在心，最終在 4 年後的福田灣採取偷襲策略，企圖將疏於防備的商船都控制起來。結果卻遭對方頑強抵抗，只能以非常難看的方式逃離現場。此後，雙方的關係才大為緩和，維持了時長百多年的和平貿易。
至於地理位置最為偏遠的朝鮮，也在 1577 年同遭遇風暴襲擊的西方船只撞面。本著不明來客皆有威脅的處事原則，立即以水師展開群起圍攻。結果當然因技術差距而沒能得手，卻並不妨礙以對方率先撤退為理由，舒舒服服的宣布自我勝利。整個半島至此重回封閉狀態，一直到 200 多年後才為形勢所迫而徹底崩盤。
事實上，以上三個分別來自明朝、日本和李朝的案例，足以透露出遠東各地在近代前夜的自我政治架構。其中，又以明朝與日本的對比最為明顯，而朝鮮則是徹頭徹尾的地緣副產品。究其原因，還是彼此間的深層結構存有巨大差異。
我們先以基本盤最大的明朝為例。儘管治下的許多區域，在漫長時間段內都有頻繁對外交流。但前代蒙古騎兵南下的陰影，卻始終籠罩在精英層的共識之中。皇室為自身統治需要，力圖以封王圈地、軍事衛所和海禁策略三管齊下，對各省施以無差別的格式化處理。充當基層權力中心的儒家士大夫階層，也懼怕自己重新淪為無足輕重的三教九流。所以即便為皇權百般蹂躪，也要時刻支持君主的對外激進觀點。因而，任何由外部突然降臨的新人，都會對該利益共同體形成事實上的挑戰。
相比之下，室町幕府的日本則早已分崩離析，或者說從一開始就不曾能有強烈緊密。由於天皇是不用對現實決策負責的神權代理人，將軍又只是各藩權益的協調者，所以僅能維持鬆散的基本框架。各藩領主始終有較大自主權，也更需要在決斷時為腳下的土地負責。所以，面對任何不請自來的新交涉對象，完全可能採取背道而馳的矛盾做法。結果卻是為拿來主義敞開方便之門，實現了自己本沒有預料的某種提升。
有意思的是，遠東三國在 16 世紀初的原始反應，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續至後世。雖然過程總有反覆，但並不會對基本框架造成根本性偏差。於是，大量承接前明制度的清朝，經數論革新都是換湯不換藥。對岸的日本同樣還是為現實需求而確保最大程度的延續。剩下始終被夾在當中的朝鮮，似乎是永遠都無法徹底掌握自身命運。畢竟，只要深層次的地基不發生位移，再緊密的上層建築都只是刻舟求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