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東北那邊的旅遊業比較火爆，尤其是哈爾濱的冰雪項目對於南方人來說簡直太新鮮了，吸引了不少南方遊客前來體驗一把冰雪之城的魅力。
由於哈爾濱氣候寒冷，得穿大棉襖二棉褲裡面是棉花外面裹著布才能禦寒，而其中有一群南方來的小朋友，穿上這麼厚的衣服之後就顯得比較臃腫笨拙，於是，就有一人取外號叫他們「小土豆」。後經短片發酵，「南方小土豆」幾乎成了在東北旅遊的南方人的代稱。
按照東北人的說法這個外號其實沒什麼惡意，只是拿來調侃，不過說者無心聽者容易有意，把南方人都叫「小土豆」多少帶點人格侮辱和地域歧視的嫌疑。而在中國古代就有很多類似的外號，就是赤裸裸的地域歧視。
在歷史上中國又被叫做華夏，這是個非常優雅的詞彙，華夏的四方是「蠻夷戎狄」，這些都是些貶義詞，不過這些詞只是針對外族人，華夏文明內部還沒有用來歧視自己人的詞彙。
等到先秦時期文字逐漸發達，各諸侯國的勢力範圍逐漸擴大，各國內部也出現了給人取外號的現象，比如鄭國大夫子產住在東裡，就被人稱為「東里子產」。當然，這種地名+人名的外號沒有什麼惡意，比如一個村裡有三個人都叫小明，住在村東頭的就叫村東小明，住在村西頭的就叫村西小明，住在中間的就叫村正小明。這種外號純粹是為了和別人做區別，好記產生的。
不過，當時也有專門拿生活在某地域的人做嘲諷專用詞的，比如「鄭人買履、杞人憂天」這都是代表。
從三國時期開始，由於南北方文化已經有了一定差異，人們就開始赤裸裸的給人取外號了，《三國演義》裡面關二爺管東吳叫江東鼠輩，其實沒那麼囉嗦，《三國志·關羽傳》記載：「羽圍樊，乃罵曰（孫權）：貉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這「貉子」就是關羽對江東人的蔑稱，說孫權就是一個四肢短小一臉奸猾的畜生。
公元 270 年，東吳宗室，孫堅的重孫子孫秀投降晉武帝，作為投誠吳人樣板，頗受禮遇，司馬炎把荊州的大族蒯家的女兒嫁給孫秀。雖然孫秀的身份高貴，但仍然少不了被蒯夫人取外號，一次兩口子拌嘴，蒯夫人就罵孫秀是「貉子」，孫秀當場發飆誓言分居，打算離婚，後來趕上晉滅吳大赦，晉武帝才趁機勸回孫秀。
江東人士被中原人士起「貉子」外號，他們內部也互相取外號，比如江東人士一直瞧不起江西人士，就給江西士人取了個「溪狗」的外號，不光長得像條狗嘴裡還帶雜音，陶淵明來自江西士族，他爺爺陶侃就被罵過溪狗。當時朝廷內部發生政變，大臣虞亮戰敗跑到外面搬救兵，虞亮和朋友溫嶠商量此事，溫嶠勸他去找陶侃帶兵回來平叛，庾亮擔心陶侃投敵猶豫著不敢去。溫嶠說：「陶侃那個溪狗我很了解，你只管去見他，不會有事的。」最後果然陶侃帶兵成功平叛。
到了宋代，給某個群體取外號甚至成了官場潛規則。朝中百官乾脆省去取外號的環節，把對方的家鄉直接融入歧視的一部分，宋朝是北方人建立的王朝，開國元勛幾乎都是北方人，自然對南方人不怎麼待見。比如我們看《宋史·奸臣傳》幾乎是清一色的南方人。
當時北方官員都管南方官員叫「南蠻子」，指這些南方人身處崇山峻岭之中，沒見過什麼世面。涉及到具體省份，北方官員還會進行細分，他們把四川人稱為「川藞子」，把福建人稱為「福建子」，司馬光的政敵呂惠卿就是位福建人，兩個人互相看不順眼，經常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一次兩個人又是在朝堂上吵架，險些打起來，好在是宋神宗喊停了兩個人才沒上演全武行。同僚們則是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心態，還感嘆說司馬光作為一個陝西人怎麼和一個「福建子」聊這麼多話，而這位福建子不久後也在北方士人的排擠之下，離開朝堂前往外地做官。
到了南宋時代，政治中心南遷，大量北方人來到了所謂的南蠻子的地盤建立朝廷，這就讓很多土生土長的南方人很有微詞。於是，他們給北方人也起了個蔑稱，叫你什麼呢？你叫我「南蠻子」，那好，那我就叫你「北侉子」。北方人口音在南方顯得格格不入，被南方人蔑稱為只有鄉野村夫才說這種語言，此後北侉子用的時候比較少，南蠻子居多。《岳飛傳》裡金兀朮就管岳飛叫岳南蠻，哪怕到了清朝他們還會一口一個南蠻稱呼那些不肯屈服的南方人。
明朝時期各省被進一步外號化，因為當時送禮之風大盛，且各地官員送禮，都喜歡送一些家鄉的土特產，官場上就出現了用土特產指代某地人的習慣，有一些外號還流傳到今天。
其中河南的官員進京會帶些驢板腸，他們也就有了這個外號，明朝初年太子朱標的老師宋濂到洛陽出差，當地人久聞他的大名，盛情邀請他留下，他們看宋濂不想留就把他的驢偷走讓他無法趕路，宋濂見此情景無奈只能留下一幅墨寶，洋洋灑灑寫了四句詩：「蹇驢掣斷紫絲韁，卻去城南趁草場。繞遍洛陽尋不見，西風一陣板腸香」。意思是驢丟了找不到，結果是你們給偷走了做成驢板腸。
河南人雖然受攻擊，但不耽誤他們取笑別人，正德初年的內閣首輔李東陽是湖南人，有個河南人對他說：「曉日斜穿學士頭」，湖南的土特產是鹹魚，鹹魚都是穿過魚頭掛起來的，那位官員把魚頭叫做學士頭，用來取笑李東陽。而李東陽毫不示弱，立刻對出一個下聯：「秋風正灌先生耳。」有一句俗語叫秋風灌驢耳，指的是一個人聽不進去話，在這拿來貶損河南官員。
今天有句俗話叫做：「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九頭鳥是神話傳說中一種不祥的妖獸，用它形容湖北人，無非是形容湖北人狡猾、霸悍，明顯帶有貶義。而湖北人能得到這個外號倒不是因為他們有土特產，而是湖北荊州出了一個張居正，在萬歷年間張居正極力推行「考成法」和「一條鞭法」，站在大明朝廷的角度來看這兩項改革有利於朝廷積聚財富，可但這種改革就必然觸及到一些階層的利益，而張居正在朝堂上又呼風喚雨，那些人拿張居正沒轍，就只能叫他「九頭鳥」洩憤，這一叫就變成了湖北人的外號，一直延續至今。
在同一時期，因為市井小說行業發達，大量民間的故事習俗也被人記錄下來，透過這些故事也能了解到明代這種以地區為單位給人取外號的行為不僅存在於官場上，民間更是如此。
當時蘇州地區盛產豆子，當地人又經常吃鹽豆，於是「鹽豆」就順理成章的成為了當地人的諢號。馮夢龍在《三言二拍》還記錄過這樣一則笑話，一位商人出差回家給妻子帶回來一罐鹽豆，回家後放在床頭。由於小別勝新婚，夫妻倆就迫不及待的共赴巫山雲雨，一不小心罐子被打翻，鹽豆子滾的滿床都是，妻子愛逗貧就說了一句：「不好了，現在滿床都是蘇州人了！」
不光是古代，今天依然能聽到給某地區的人取外號的做法，就像開篇提到的南方小土豆等等。外號這東西當地人拿著開玩笑，說明有自黑的雅量，其他人就不要一口一個「小土豆」那麼叫了，實在是沒有邊界感，因為說者無心聽者有意，你管他們叫小土豆，南方人聽了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管你叫東北大苞米，兩邊再因為這個打起來就得不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