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兵戶制度
東漢末年由於戰亂，各路軍閥豪強都希望能有穩定的兵源，於是逐步限制士兵人身自由，控制士兵家屬，逐步形成了「兵戶」制度。根據學者周健的研究，曹魏的兵戶制度是指「軍戶的人身屬於國家，男子終身為兵，世代為兵，子女當色婚配，寡妻被官府配嫁，軍戶除當兵打仗之外，還從事軍屯，士兵逃亡，罪及家屬」。
夫妻分隔、寡妻配嫁。曹魏時期的兵戶當由部曲轉化而來，如李典「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而其遷徙到家屬聚集在曹魏統治集團之核心，又如梁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強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士」（兵戶）的命運十分悲慘，成為事實上的奴隸，人身自由完全被官府控制。曹魏官方會優先保障兵戶們的婚配，但這並非善意，而是為了控制「士」的人身自由。實際上魏國的「士」們和家人聚少離多，比如蔣濟提到：「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後來又說「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可見當時的兵戶並沒有人身自由，甚至因為戰事和家人都不能相見。吳國情況稍好，「不論是屯田兵還是作戰部隊，都是攜帶家屬在軍的」（周士龍：《孫吳兵戶制度述論》），然而出國作戰則不同，因此平定諸葛誕叛亂後，「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而司馬昭沒有採取這個措施，又重用投降的吳軍將領，「拜（唐）諮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於是吳眾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而曹魏的士兵陣亡之後，其妻子將被配嫁，曹爽被誅殺後，「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鍾）毓所創也。」此時為 249 年，則此前即使軍士獲得「侯」這個爵位，也無法避免其妻配嫁的結果，而此後普通士兵也無法避免此種結局。235 年時，「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太子舍人張茂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備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可見當時「士女」要配「士」，即使嫁給平民，也要「錄奪」。
罪及家人。根據《三國志·盧毓傳》「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巿」。又魏國初建時，「舊法，軍徵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眾。」可見當時對士兵逃亡的追究程度，以至於家人連坐，當然此為一時之刑，《三國志·高柔傳》也反應了士兵逃亡的後果，當時竇禮被認為是逃亡，於是官府「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假設竇禮真為逃亡，則其家屬之命運可知。不過從中也可以看出這時候懲罰已沒有當初那麼嚴重。而當士兵的忠誠僅僅依賴於家人維繫，那麼當家人所在一方則為士兵效忠之對象。上述吳兵的故事即為時人認知，毋丘儉起兵時，「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呂蒙偷襲荊州，關羽麾下士卒，一旦得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日」，就「無斗心」，「羽眾遂散」，即使關羽「善待卒伍」也無法成為士兵效忠的對象。
軍戶的數量。根據《全晉文》載伐吳詔有：「今調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還。」可見當時「士家」出丁情況，一家可出一至三丁，甚至更多。又根據《晉書》：「劉卞……本兵家子……無幾，卞兄為太子長兵，即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可見「士家」服役的情況，即父兄死子弟繼。裴松之引《蜀記》：「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可見蜀國亡國時有軍籍者為十二萬二千人。《後漢書》志第十九《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又案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凡十三萬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正始五年即 244 年，即吳國 244 年時「兵戶」數量為十三萬二千。又裴松之注引《晉陽秋》：「（王）浚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可見東吳末年兵數量為二十三萬，考慮到一戶可能出二丁或者三丁，數量較為合理，則東吳有軍籍者在二十三萬左右。如孫休曾「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吳國的將士不僅有從部曲轉化而來，還多有討伐山越所得，採取「強者為兵，羸者補戶」的政策獲得了大批的兵戶。孫權在赤壁之戰僅能出師三萬，陸遜平定丹陽賊費棧。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237 年時，陸遜平定鄱陽、豫章、廬陵三郡叛亂，「料得精兵八千餘人」，而諸葛恪後來稱討伐山越「三年可得甲士四萬」，最終「歲期，人數皆如本規」，可見賊寇山越對東吳兵力補充之大。孫權時「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之後「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到孫皓時東吳兵士待遇下降嚴重，「江邊戍兵……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戚。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而曹魏的兵戶數量未見於史書記載，根據《三國志·辛毗傳》記載：「帝（曹丕）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能夠遷徙十萬家，必然數量不少於十萬家，可見僅僅冀州一地就有兵戶十萬家以上，已接近東吳全境之數量。
軍戶制度下的士兵想要脫離身為「軍戶」的悲慘命運，但是途徑寥寥無幾，學者周健總結為「特殊人才」、「獎勵忠烈」和「國家賠償」（周健：《曹魏軍戶制度要述》），看起來是有所改變命運的渠道，但仔細分析則發現軍戶改變命運的渠道實在是少之又少而難之又難。首先是特殊人才。周健舉出魏國前任司空涿郡盧公的女兒華城門夫人的例子，她「得疾，連年不差」，結果「有南征廄騶，當充甲卒，來詣盧公，占能治女郎……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太醫」。這位「士」的命運能夠改變是因為自己醫術高明，甚至達到了「太醫」的水準，而且還是當時有人占卜得知其能夠治好，而且被盧公上奏得到皇帝認可才除去「士」的身份，也證明只有皇帝才有權力免去「士」的身份。獎勵忠烈是指比如劉整、鄭像這樣的忠烈之士，犧牲後被長官上報而改變家人及後嗣命運。劉整在圍城中被派出傳遞消息，結果被俘虜，拒絕投降，高呼：「必死為魏國鬼」，結果被吳軍殺害，還有如鄭像，也是出城後被俘虜，當時吳軍讓其到城下喊：「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結果鄭像高喊：「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吳軍用刀堵住其口，其仍大喊不斷，結果也被殺害。如此事跡不可謂不慘烈，之後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說：「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曹魏皇帝於是「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從劉整、鄭像的事跡不難看出，如果想要讓自己脫離「士」的身份，不僅要壯烈犧牲，並且得到長官上言，而且還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追認，而改變的僅僅是家人的命運，自身也已經死去，可見脫離「士」之難。另外一種是國家賠償。學者周健指出：「《三國志·高柔傳》記載明帝時期，護軍營士竇禮被同營士兵焦子文謀殺，他的妻子和兒女蒙冤被罰為官府奴婢，查明真相後魏文帝曹丕下詔免盈母子的兵籍。」這就是一種國家層面的補償。
兩晉時期的兵戶制度
西晉時期承襲了曹魏的兵戶制度，仍然極度重視對於士兵的控制，而且士兵身份更為低微，根據《太平御覽》中引《晉令》記載了「士卒百工」的服飾要求，可見士卒與君子鄙之的百工相提並論。《晉書》記載：王尼是「兵家子」，「為護軍府軍士」，當時「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面子不可謂不大，但是曹攄認為「制旨所及，不敢」，可見也只有皇帝才有命令使「士」脫離身份。之後「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嘆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由此護軍大為驚訝，「即與尼長假，因免為兵」，但是從身份上來說，王尼也只是被放長假了而已，並沒有脫離「士」的身份。以王尼交際之廣，才能之大，請求人數之多，能量之大，驚動了護軍府的長官，這才被放了長假，但也沒有辦法被免除「士」的身份，則其他普通之「士」的境遇可想而知。《晉書·趙至傳》還記載一種特殊的脫離兵籍的手段，也是非官方手段。趙至的母親對趙至說：「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嗎？」亦可見「士伍」為「微賤」之人，而之後趙至通過裝瘋賣傻，假裝迷路以及用火燒身等手段讓人相信自己已經傻了，最後正式出逃，又改掉自己的名字，才避開了悲慘的命運。東晉時期，晉明帝提到：「（王）敦之將士，從敦彌所，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下令說：「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台，當與宿衛同例三番。」以此來籠絡士兵，即單丁不再調發，其餘都休假三年，休假結束和宿衛同例「三番」（輪流三次，即輪班）。兵士服役年齡到六十為止，晉武平吳後，「詔諸士卒年六十以上罷歸於家。」然東晉時期兵戶多有年高服役，生活貧困者，如劉弘在荊州，看到有「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由於處境不自由，生活困苦，因此兵戶多逃亡之人。根據王羲之說：「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捲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可見情況之悲慘。又「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可見當時兵士逃亡已成常態，當權者甚至有見慣不怪之意。
由於逃亡損耗，兵戶數量大減。因此當權者試圖彌補。東晉時期的增補兵戶主要由流民、調發的奴客、料簡出的亡戶、脫籍的「無名」、罪犯及罪犯親屬組成，而當時曹魏的兵戶主要是曹氏集團的私人部曲組成。調發奴客。如西晉末年八王之亂中張方「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稟……又發奴助兵，號為四部司馬。」東晉開創者司馬睿曾下詔：「其免中州良人遇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又有「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之。」因此當時有晉元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御敦也。」的說法。刁協「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又如庾翼「悉發江、荊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何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可見編戶奴之充兵。東晉末年時，司馬元顯「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可見當時以奴補兵之常見。第二類為罪犯補兵。根據范寧說：「官制謫兵，不相襲代。」所謂「謫兵」即「有罪謫配兵役者」，在官府的制度中是不用子孫、家屬、鄰伍襲代，然而實際操作是「頃者小事，便從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秏，亦由於此。」可見當時謫兵已經連累親戚旁支補役。王羲之也曾建議說：「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可見減死者充兵役之事。第三類為隱沒戶口。《晉書·毛璩傳》言：「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燃，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此類即為隱沒戶口補兵。
劉宋政權之兵戶仍存。沈亮曾上言說：「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伏勤昏稚，騖苦傾晚，於理既薄，為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為限，役少以十五為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可見當時兵戶處境之悲慘。劉宋統治者往往解除兵戶激勵士兵，早在劉裕平江陵後，就下書說：「荊、雍二州，西局、蠻府吏及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艱，悉仰遣之。」孝武帝於元嘉三十年（453 年)即位後，下令「武皇帝舊役軍身，嘗在齋內，人身猶存者，普賜解戶。」可見當時劉裕時期仍存在兵戶，這部分「舊役軍身，嘗在齋內，人身猶存者」都被解除了兵戶身份（即所謂「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國府入齋、傳教、給使，免軍戶，屬南彭城薛縣。」）。大明二年（458 年），孝武帝下詔：「奉迎文武，情深常隸，思弘殊澤，以申永懷。吏身可賜爵一級，軍戶免為平民。」這部分免除兵戶身份者是「逢迎文武」，即迎立孝武帝者。而軍人立功也可以被免除軍籍，比如黃回在討伐元兇之亂時「隨從有功，免軍戶」。非但官府將免兵籍作為拉攏士兵的手段，地方對抗中央更是以取消兵籍作為對士兵的激勵。比如謝晦起兵時，「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而元兇之亂的劉劭為了能夠抵抗各地的藩王，「劭並焚京都軍籍，置立郡縣，悉屬司隸為民。」又比如劉宋的劉誕「焚兵籍，赦作部系獄」，從而贏得士兵擁戴。這些焚燒「兵籍」的手段，即解除了士兵的軍籍身份，而劉劭走得更遠，將其設置為民戶，算是徹底解放了兵戶，不過其在內戰中失敗了。然而劉宋官方免除兵戶設立「郡縣」往往有之，如《宋書》所記載：「義旗初，免軍戶立遂誠縣。」「義旗初，免軍戶為建熙縣。」「孝建元年，刺史朱修之免軍戶為永興、安寧二縣，立建昌郡」。南齊時也有免兵戶之舉，500 年齊和帝蕭寶融教曰：「凡諸雜役見在諸軍帶甲之身，克定之後，悉免為民。其功效賞報，別有科條」。梁朝也有，518 年八月，「詔以兵騶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為平民。」陳朝，如太建二年（570）陳宣帝下詔：「軍士年登六十，悉許放還。」王琳為梁朝兵家子，陳後主張貴妃為陳朝兵家子，都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兵戶的存在，然而兵戶制度在南朝確實經歷過衰亡過程。上文已言曹魏施行「錯役制」，因為戰事兵戶和家人長期分隔，而東吳平時兵戶和家人一起居住，出境作戰則遠離家人，而西晉平吳後逐漸改變了這種制度，東晉時期錯役制基本結束，劉宋時軍士家屬隨軍，如《宋書》有「是年春，發取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人，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亡殆盡；又邊將連有徵殺。」可見當時軍營內士兵和家屬一起調發，又有後廢帝「與右衛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游，持數千錢，供酒肉之費。」可見當時軍營內有女子不足為奇。
南朝兵戶制度的難以為繼。兵戶身份低微，與百工同類，加之遇到嚴苛將領，殘酷戰爭，生活艱難，自然多有選擇逃亡者，加之南朝私兵化現象嚴重，則兵戶制度越來越難以維持，其補兵方法如上文所殺類似。兵戶制度本身具有較大的弊端，在南梁末年時已經面臨崩潰。郭祖深說：「又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為三五。及投募將客，主將無恩，存恤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為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可見當時士兵損失後被指責為叛逃，於是「錄質家丁」，家丁反叛，於是錄取「同籍」，同籍也反叛，於是錄取「比伍」……最終「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何元之《梁典》記載：「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大半之人，並為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攜帶妻累，隨逐東西，與藩鎮共侵漁，助守宰為蝥賊，收縳無罪，逼迫善人」。可見當時部曲之興盛，而國家之武力愈弱，根據《魏書》記載蕭衍「發召兵士，皆須鎖械，不爾便即逃散。」可見兵戶制此時已是天怒人怨，難以維持。加之侯景之亂造成了江南大亂，統治秩序再難維護，從而造成了新的格局。
南梁末年的將帥所有兵馬大都是在侯景之亂中乘機召募而成，從而使得鄉兵、義勇、故義、部曲等私人武裝，正式取代了國家兵戶地位而導致了兵戶制的徹底解體。如《陳書·魯悉達傳》云：「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梁元帝蕭繹手下將帥多有部曲，陸法和其「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又如王琳，「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當其入見梁元帝時，王琳說：「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其部曲回答說：「請死相報。」後來王琳被下獄，堅持等到王琳被釋放前來才投降。此外如陳定、陳寶應、留異、熊曇朗都是一方有錢人武裝，自然更非國家所掌握之武裝。新生陳朝之私人武裝強大，因此陳後主時有以抑之，且軍戶制度猶存。陳朝「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而沈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而施文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可見對武士的打壓，然而也因此造成了孔范募兵時，因為「素於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諸夷並受督」，加速了陳朝的滅亡。
十六國時期各國統治者皆為少數民族，具有原來的部落兵制，又受到西晉兵戶制度的影響，形成了兩種兵戶制度：少數民族組成的禁衛軍；軍鎮、城堡統治下的以「鎮戶」、「堡戶」、「營戶」等形勢出現的兵戶制。北魏時期禁衛軍有部落兵制和當兵者的世襲制兩種色彩，而北魏突出的「六鎮起義」就是與「鎮戶」有關起義。所謂鎮戶是指鎮守邊疆的大將手下的兵戶，又有「鎮民」之稱，也有「兵戶」之稱（「舊制，緣邊皆置鎮都大將，統兵備御，與刺史同。城隍、倉庫皆鎮將主之，但不治。故為重於刺史。」）而六鎮之人根據元深上書說：「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奸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奸吏為此，無不切齒憎怒。」也就是說，最初北魏時「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鎮戶是「高門子弟」，到後來「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以及鎮將是「底滯凡才」擔任，邊防者多為「罪犯」，如高歡的祖父高謐「坐法徙居懷朔鎮」。北魏後期逃兵亦多，北魏孝昌元年（525）詔有「其有失律亡軍、兵戍逃叛、盜賊劫掠、伏竄山澤者，免其往咎，錄其後效，別立募格，聽其自新，廣下州郡，令赴軍所」。而就在上一年，北方緣邊六鎮（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爆發了起義。
北魏政權崩潰後，分裂成東魏和西魏兩個政權。其中西魏後變成北周，其府兵制已為人所知，東魏後變成北齊，其兵制較少提到。根據《東魏北齊軍隊的設置及保障士兵來源的措施》一文的說法，北齊的中央軍和地方軍施行不同的兵制，其中中央軍（京畿軍）是以鮮卑人為主體的世兵制，而地方軍（地方州軍、私人部曲）是以漢人為主的義務兵制、募兵以及將領私人部曲助戰。其中京畿軍則為兵戶制內容之一。根據《《北齊書·高岳傳》載：「（高岳）除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北齊後期武平二年（571），「罷京畿府入領軍府。」領軍府就是領軍將軍府，則領軍府管轄這支軍隊。高歡擊敗東魏孝武帝後，為控制東魏計，將東魏的都城遷往鄴城，《隋書》稱：「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眾，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余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所謂「六坊之眾」皆為北人，這批北人成為北齊中央軍的主要來源，並且接受國家供養，也是高歡仰仗起兵的資本和政權的軍事支柱。《通鑑》記載說：「（高）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可見鮮卑是「客」「為漢人擊賊」，而漢人是鮮卑「奴」，為鮮卑耕織、輸粟帛。《北齊書》稱高洋「修繕甲兵，簡練士卒，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所謂「百保軍士」即為百保鮮卑，《隋書》稱：「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可見當時挑選條件之苛刻，又稱之為「百保鮮卑」，則主要來源是鮮卑人或者鮮卑化的漢人。因此高洋「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孫搴「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