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居然向群臣要錢，大明為什麼這麼窮？

崇禎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帶領大軍奔襲京城，此時京城雖然還有不少明軍，但早已斷了糧餉，為了激勵他們，一向愛面子的崇禎帝不得不放下皇帝之尊，哀求各個宗室和大臣們捐款發餉。出乎意料的是，各個大臣紛紛推辭家貧無錢，崇禎碰了個閉門羹。

既然大臣靠不住，不如尋求與大明休戚相關的宗室親戚吧，為此崇禎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周奎，周奎這些年藉著國丈的名頭撈了不少錢，如果他肯帶頭捐款，或許能帶動其他人。看到女婿上門開口就要十萬兩，周奎頭搖的像手搖鼓一般，說什麼也不肯捐獻，好說歹說只能捐獻一萬兩。

估計周皇后覺得不好意思，拿出五千私房錢給老父親撐面子，結果周奎私留了兩千兩，滿打滿算只捐了一萬三千兩。有了周奎帶頭，其他大臣只能掏出私房錢，結果或者幾十兩，或者幾百兩，前前後後只募集了二十萬兩，但對欠糧餉多年的明軍來說杯水車薪。幾天後，京城被攻破，崇禎自縊煤山。

崇禎皇帝居然向群臣要錢，崇禎算是讓大家開了眼了，堂堂大明國庫真的一點錢都沒有了嗎？寫下《甲申紀事》的趙士錦在京城陷落三天奉命接管節慎庫，結果發現新庫內只有兩千三百餘金，老庫內只有千餘金等等，不由地哀嘆：國家之貧至此！

要說明朝窮吧，江南那些個鹽商過得神仙日子，要說明朝富吧，崇禎向群臣要錢，堪比魔幻。歷來有人將明朝國庫貧乏歸咎於一幫宗室，雖然有部分原因，但根源其實在於開國的朱元璋以及朱棣。不僅是明末窮，整個明朝都為了國庫收入抓破頭，畢竟朱元璋一開始確立的稅收制度本身就有問題，後來一些改革都是在這個基礎上修修補補罷了，無法從根源上解決，自然也就愈加的沒錢。

朱元璋作為大明的開創者，從制度設計上就沒有考慮過朝廷富裕的情況，在眼裡，朝廷富裕本身就是個錯誤的，因而只收田稅，田稅稅率低，至於商稅則是三十稅一，屬於比較低的稅收了。明初實行兩稅法，即按畝徵收，分夏天和秋天兩次繳納，以實物為主，當然可以用錢代替實物。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對於官府有著天然的不信任，嚴格禁止官吏下鄉盤剝百姓，設立糧長，把權力下放到村，每個村自己選一個糧長出來把糧食運到鄉里，免去官府的盤剝，而且禁止官府濫發徭役，平均每三年一次徭役，冬季農閒的時候徭役也不超過一個月。

洪武盛世最大的特點就是不折騰，百姓都能活下去，上一個底層百姓這麼輕鬆的還要數漢文帝。而且朱元璋和漢文帝一樣，生活簡樸，漢文帝捨不得修亭子，朱元璋就把皇宮當菜園，吃的是自己種的菜，穿的是皇后織的布。

帝王都這麼簡樸了，官員們自然也不能享受，因而朱元璋制定了歷史上最低的俸祿，不僅如此，能不發錢就不發錢，大家都去領實物回去，比如米麵什麼的，有什麼發什麼，不餓死就行。至於明軍，朱元璋的衛所制度下，平時耕田，戰時打仗，自給自足，基本上不需要老百姓供養。另外朱元璋搞出了不可輕易改變的戶籍制度，包括民戶、軍戶、灶戶、醫戶、匠戶、漁戶等等，給每個人都安排好職業，大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世世代代一直維持下去。

而稅收的大頭其實就是民戶的田稅和灶戶的鹽稅，而衛所則需要上交軍糧給不下屯的軍士食用。以田稅為例，每個縣會按照戶口數和田地來確定每年應該上繳的糧食，登記造冊，然後每隔十年再清查一次，按照朱元璋的設想，只要地方官用心，百姓安分守己，大明的財政收入是不會有問題的。

而且為了避免朝廷想過收稅剮百姓財富，朱元璋又再三強調，禁止地方官府邀功搜刮百姓財富，地方受到的稅收供養地方政府就行了，即便有多的部分，也不要把糧食交到朝廷，存起來，以便災年賑災。可以說朱元璋的制度突出一個不折騰，盡量不折騰百姓。

但社會是發展的，大家不會一直固定一個職業上，加上承平日久，貧富差距就開始出現了，伴隨著貧富差距的就是封建時代的核心問題–土地兼併。本來土地買賣需要在官府登記，以便明確誰日後交稅，但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鑽空子，隨著鑽空子的人越來越多，大家也不知道這塊田到底誰負責交稅，而且一個縣負責稅收的官員也就那麼多人，不可能面面俱到，田稅開始減少。

而有些人更是堂而皇之的買通里胥，說大水沖了自己的田，於是這塊田日後再也不用繳納田稅了，至於是真是假，官府也經常不過問，但田稅是固定的，官府就會把該交的稅攤派到別的田裡去。隨著這樣的事情越來越多，老實繳納田稅的人也受不了了，或者跑了，或者獻田隱匿起來，畢竟有功名的士紳和寺廟道觀是不需要繳納田稅的，至此，田稅越來越少。田稅這樣了，衛所屯田自然也好不到哪裡去。

衛所的屯田都是朝廷的，但隨著衛所制度的崩壞，很多屯田都都成了大家的私人財產，種多少地繳納多少軍糧也成了一筆糊塗帳，甚至到最後這些田都被軍官給侵占了，加上軍官剋扣糧餉，一些軍戶也受不了跑掉了，衛所徹底徹底糜爛。

鹽稅也是如此，因為鹽戶的課稅太重，很多人鹽戶或者逃走，或者直接淪為海盜。到了明朝中期，朝廷能夠控制的土地已經越來越少了，哪怕核心的南北直隸也出現這樣的情況。為了增加收入，朝廷就開始不斷添加各種名目，地方也變本加厲，頻頻編制各項名目，最終導致百姓負擔更重，朝廷也沒收到多少錢。

洪武年間：稅收稻米 2300 萬石、麥子 470 萬石；正德年間：稅收稻米 2200 萬石、麥子 462 萬石；嘉靖年間：稅收稻米 1800 萬石、麥子 462 萬石。

眼看稅收越來越少，很多人試圖改革，但一直都是小修小補，甚至還不如之前，比如弘治時期廢了開中法。原先朱元璋規定，鹽商將糧食運輸到邊疆後再去拿鹽引賣鹽，現在好了，直接可以拿銀子換鹽引，朝廷拿銀子賣糧食補貼邊軍。政策看起來沒問題，畢竟明憲宗和明孝宗就喜歡拿著鹽引當貨幣濫賞外戚和勛貴，導致大家不願意運糧。

結果廢了之後更差了，朝廷是拿到錢了，但從內地買糧食運輸到邊疆，漂沒不少外，糧食還漲價，士紳們賺的盆滿缽滿，邊軍連糧食都快吃不到了，甚至導致朝廷不得不多拿錢補貼，開銷越來越大。廢了開中法和衛所的崩壞，朱元璋的兩項制度算是破壞乾淨了。

廢開中法之後最大的改革就是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了，當然一條鞭法的初衷並非減輕百姓的負擔，也不是提高朝廷收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現有的各項名目統統歸為一項，按照每個縣田地的多少進行攤派，其次就是把差役折算成銀兩，也攤派到田地裡去。如此一來，百姓可以不服徭役，只需要交稅就行。

一條鞭法雖然沒讓明朝的財政制度有了根本性的好轉，但確保了這個制度不會再爛下去，也讓萬曆初期的國庫居然有了存銀。但隨之而來的就是萬曆三大證，後面又是三餉加派，又搞出了礦稅，執行下去又是一地雞毛，最終被迫廢除，到了明末的時候，掌握社會財富的士紳階層的土地不納稅，想要收點商稅還被人想著法兒抗稅。

直接導致萬曆之後的三位皇帝，國庫愈來愈窮，最終捉襟見肘。很多人就會說漏了宗室，其實相比於士紳階層，宗室那點錢根本不夠看。當然明朝的養豬政策的確影響了明朝的財政支出，而這個鍋得朱棣背。明初朱元璋分封兒子那是真正的實行分封制，和西周的分封制是一樣的，尤其是九大塞王。

而這些分封的土地也不是這些藩王一個人的，他們要將這些土地分封給公侯伯爵勛貴們，勛貴再分封給千戶和百戶，形成一套封國體系。比如寧王朱權，他的封國是寧國，他要養八萬軍隊六千戰車，外加朵顏三衛一萬五千騎兵，這些朝廷都是不給錢的，因此說寧國土地多，但和寧王沒什麼太大關係，又不是寧王一個人的。而且朱元璋封國也不是為了讓他們享福的，九大塞王是朱元璋構建的抵禦蒙古人入侵第一道防線，也就是說只要外敵入侵，這些塞王需要親自迎擊，給皇帝反應的機會。

明初的藩王那是真正的實封的，類似於西漢的列侯，有封地、有軍權、有稅收、有人事權，這也是為什麼明初藩王這麼有底氣的原因，因而地方官府根本管不住藩王們自己的土地擴張。這些官員頻繁彈劾他們欺壓百姓，一方面是朱元璋的兒子的確為非作歹，另一方面是和藩王爭權，畢竟藩王兼併土地首先侵犯的就是地方官的權力，地方官又不能以這件事彈劾，只能以欺壓百姓為由彈劾，說實話他們什麼時候真正在意過百姓的生活？

而之所以設立九大塞王，就是朱元璋認為外人不可靠，讓兒子們代替勛貴保衛邊疆，甚至給兒子們獨立征伐之權，更允許藩王高舉皇明祖訓清君側，剔除亂臣賊子，最終坑了朱允炆。朱棣靖難成功後怕其他兄弟有樣學樣，剝奪兄弟們的權力，推行養豬政策，也讓本不富裕的朝廷更加雪上加霜。

比如天啟四年（1615 年），這一年，朝廷需要拿出 3967 萬石的祿米，當然朝廷自己都過不下去，並不會全給，實際上從明朝中期就是開始欠發祿米了，偏遠地區的郡王軍日子都異常的拮据，而且天啟年把宗祿固定了，實際支出並不大。當然親王富裕還是富裕的，畢竟他們生活大頭來源其實是不交稅土地，這又得說回朱元璋了，畢竟朱元璋規定宗室親王的田不交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