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一個社會是古代還是現代社會，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是否是法治社會依法治國，而依法治國最起碼要有成文的法條，或者習慣法當中可以被接受的判例。中國古代有跡可循的法律史相當久遠，在漫長的歷史中也有不少法條和類似的判例誕生，但這些距離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社會距離甚遠，所以這當中有不少引起了社會的巨大動盪，而還有一些法條流傳下來，雖然幾經變更，但也讓社會趨於停滯，終於在近代遭到摒棄。今天就來聊聊中國古代法律變化。
在商周時代的中國沒有成文的法條，那個時候維持社會秩序的是「禮」和「刑」。所謂「禮」，絕不僅僅是祭祀時的禮節，而是對此做出延伸之後，涵蓋生活的各個方面，可以類比為英美的習慣法，這當中最典型的就是分封和繼承制度。
這樣的「禮」本質上還是貴族內部的等級制，基於「禮」做出的判決會被刻在青銅器銘文上，然後藏之於宗廟，貴族當然可以有機會在宗廟裡看到過去的判例，而普通平民當然看不到這些，也沒有必要看到這些，此所謂「禮不下庶人」，至於民間的訴訟，那就要找有名望的人來裁決，裁決的依據有很大的彈性解釋權，誰的裁決能夠服眾，那麼裁決者自然就會有巨大的聲望。
《詩經·甘棠》記載召伯虎在領地中巡遊仲裁，魯詩認為是「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所謂「何以訴我獄」，「何以訴我訟」，那自然是用被作為習慣法的「禮」來解決問題。和它相對的就是「刑不上大夫」，除了一般的糾紛之外，對於平民甚至偏遠地區的部落首領，只要用刑罰讓他們感到畏懼就行了，沒必要給他們講什麼「禮」。貴族的世界和平民世界是割裂的，禮和刑的區別對待是很重要的因素。
到了春秋時代，一方面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開始整理之前的典籍，相當於把過去的習慣法成文，只要識字的人都可以看到過去的判例，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貴族和平民的分野。
另一方面，鄭國政治家子產和晉國政治家范宣子認為要讓刑罰服眾，就得讓民眾知道刑罰的準則，於是鑄了「刑鼎」，也就是把刑罰的標準作為銘文刻在鼎之上公示於天下，這樣的做法在當時是破天荒的，它打破了禮治習慣法對平民的壁壘，也限制了出身貴族的裁決者隨意解釋判決依據的可能，這在當時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到了戰國時代，諸侯國之間從爭霸到你死我活，如此環境中不動員民眾的力量恐有滅國之虞，因此就要制定各式各樣的律令和法條，哪怕是用盡恐嚇的手段也得讓民眾參與到國事中來，最起碼耕地種田造人。
在這方面走的最遠的是法家，他們主張當國者應該用事無大小的律令和法規把民眾管起來，以法家思想為基礎，各諸侯國也在不同程度上開始了變法，而走得最遠的自然是秦國的商鞅變法，變法之後的秦國用律令規定民眾和官吏的一切行為，人人宛如一架龐然大物上的螺絲釘，秦國的國力也就迅速上升，並在戰國末期吞併了其他國家。後世在總結秦國強盛的原因時，變法和秦律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然而這秦律實在是過於嚴苛，早在秦一統天下之前，就已經有大量民眾受不了嚴苛的秦律折磨不斷逃亡，秦統一六國之後，嚴苛的秦律本來就已經讓天下人生不如死，當秦二世即位之後，又對秦律做了一次修訂，其主張是「輕罪重罰」，目的是為了自己用最少的精力去緊握權力，如此秦律逼得民眾徹底沒有了活路，所以陳勝吳廣振臂一呼天下響應，以嚴刑峻法治國的秦也就很快滅亡。
隨後的西漢王朝雖然參考秦律制定了律法，但漢朝皇帝深刻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不敢把律法制定的過於嚴苛，到漢武帝時期，儒學思想被官方提倡，由此誕生了所謂的「春秋決獄」，司法官斷案時會根據春秋義理來審判定罪，其核心是「論心定罪」，也就是按當事人的主觀動機、意圖、願望來確定其是否有罪及刑罰的輕重。
當時的儒學代表董仲舒為此還專門寫了一本書，名叫《春秋決事比》，其中收錄了當時以《春秋》決案的兩百多個案例，以此作為斷案的參考。當時著名的酷吏廷尉張湯經常找董仲舒討論春秋斷案的細節，他也招來了一大批熟讀春秋之人協助斷案。這樣一來，《春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漢朝的律法依據，而斷案似乎又回到了過去的禮治「習慣法」時代。
「春秋決獄」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都是判決的主要辦法，然而在亂世之時，秉承上古禮治的春秋並不能夠解決統治者聚斂力量的問題，所謂亂世用重典，所以漢末直到隋朝，各個政權都有明確的律令條文公布，雖然這些律令存在時間並不長，但它們的精髓都被隋文帝總結在《開皇律》當中，《開皇律》十二章五百條總結了過去的立法，提出了「五刑」的概念，也就是死、流、徒、杖、笞，取代劓刑、宮刑等殘害肢體的肉刑。這種規範一直貫徹到清代。
而唐高宗永微年間，長孫無忌等十九人編成《唐律疏議》，這部律法在當時的評價就很高，被譽為「禮法合一」，也就是說以律法的形式體現了自古禮治等級制的內涵，如此一來，漢朝以降的「春秋決獄」也就成了歷史。不僅如此，律法後面的「疏議」部分相當於註解，極大方便了律法的運用。自從《唐律疏議》編成直到唐朝滅亡，唐朝一直使用這一部律法，而後來宋朝的《宋刑統》和明朝的《大明律》本質上就是照抄的《唐律疏議》，當滿清入關之後，他們頒布的《大清律》是借鑑《大明律》的，其根本也還是《唐律疏議》。因此站在歷史的角度看，《唐律疏議》影響了中國一千多年，是中國立法歷史上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不管是《唐律疏議》，還是在此基礎上的《大明律》《大清律》，其本質的核心還是等級制和維護君主權威，而且隨著明清兩代君主專制的加強，過去《唐律疏議》中還算寬仁的一些條令逐漸變得嚴苛起來，比如《大清律》對「謀反」的定義非常寬泛，奏疏不當或者犯聖違逆者，加以「殊屬喪心病狂」、「妄議朝政」之罪，都是謀反的死罪。而《大清律》中適用死刑的有七百二十三條罪過，其高壓統治遠超唐朝。
如此統治之下的大清也慢慢喪失了活力，在近代舉步維艱，於是在 20 世紀初，大清變法圖存，借鑑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法律制定了《大清新刑律》，第一次引入了近代的司法理念，比如罪刑法定主義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等等等等，只不過這個《大清新刑律》頒布的時候是 1911 年，沒過多久，大清和那個腐朽的帝制都一起被掃入了歷史的垃圾堆，這《新刑律》並沒有挽救行將就木的大清。
以上就是中國古代司法沿革的大體脈絡。講到這裡，很多人會以為法家和律令等同於依法治國，其實不然，這些律令的核心還是在體現君主的意志，維護等級制，並且極盡所能把民眾當韭菜壓榨，也就是說在立法的時候就都違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則，如此律令，跟現在的依法治國和法制，其實是沒有一點關係的，所以《唐律疏議》就算制定的再完備，它對大清的法律影響再大，到大清末年也不得不讓位於近現代的司法制度，這也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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