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我們常到一個詞叫做「發國難財」，某某地受災有不法商販囤貨居奇或者是虛報救災金額，把救災行為當成自己發家致富的機會。這種惡行近代就有不少，放在古代當然也少不了，一些膽子大的人甚至能把它玩成難以想像的行為藝術。
商人天然就有逐利性，在國家危難之際如果商人沒有道德約束，市場上也缺乏監管，那麼商人就會主動選擇哄抬物價牟利。
在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裡，就介紹過幾個商人，其中宣曲任氏就是靠發國難財起家，他們家本來只是個管理倉庫的小吏，秦朝滅亡後社會一下子變成了無政府狀態，當地的平民在戰亂中紛紛打開倉庫，搶劫裡面的金銀財寶，很快金銀財寶被洗劫一空，但是唯獨糧倉無人問津。
因為在眾人眼中，糧食遠遠不如珠寶值錢，況且兵荒馬亂之時，眾人四處逃難，糧食也不好隨身攜帶。但是看管糧倉的宣曲任氏認為，人無論什麼時候都要張嘴吃飯的，糧食一定是重要的東西，於是任氏和家人一起在自己家挖了很多地窖，把沒有人要的糧食用馬車悉數運到自己家的地窖中。
秦滅之後就是楚漢相爭，糧食越來越貴，曾經搶到金銀珠寶的人把財物拿出來換糧食，任氏透過出售地窖的糧食把當地的金銀珠寶收入囊中，很快從倉庫管理員變成當地首屈一指的富豪。
朝廷對付這些商人的辦法特別多，楚漢戰爭養出來了一批富商大賈，漢高祖登基後就下令商人不能穿綾羅綢緞，不得持有兵器、搭車、騎馬。同時又規定商人及其子孫不得擔任官職，並加倍徵收商人的算賦。這些政策就導致大量商人紛紛破產，而漢高祖的這些政策被統稱為「重農抑商」，此後成了中國曆朝歷代的基本國策。
這些針對商人的政策都比較強勢，容易造成商人不滿，如果官府聰明點，他們會用商業手段來打擊那些發國難財的商人。范仲淹在杭州當官時當地發生水災，在救災過程中他發現一部分商人居然囤貨居奇，他們明明看到民眾正在吃樹皮充飢，卻還要趁火打劫，哄抬食價，民眾甚至要賣掉自己的土地才能換來幾天的糧食。
為此范仲淹找來了領頭的幾位奸商，跟他們說現在漲價的幅度不夠大，應該再漲 5 倍才好，有了官府的背書這些商人自然也樂得漲價，一時間糧食的價格跟黃金不相上下。因為范仲淹的做法，也引來朝堂之上一片罵聲，紛紛指責他救災不力。沒成想，范仲淹想要的效果很快就來了。
由於杭州糧食漲價如此厲害，其他地方的商人也都聞風而動，蜂擁而至，想在杭州糧食價格的差距中撈一筆。結果大量的糧食跟不要錢一樣運抵杭州。起初倉庫還能容納，後來竟然出現了糧食擠壓甚至露天存放的情況。糧食一多就馬上變得不值錢了，外地的商人開始用較低的價格賣糧食，杭州本地的商人聽說後開始用更低的價格往下壓，兩邊開始了一場價格內卷，內卷的結果是糧價終於降到了正常的水準，大部分災民都能吃上糧食了。奸商們本來要發一筆國難財，范老爺子略施小計就將其一一化解。
商人發國難財也就「苦一苦老百姓」，軍隊要是發國難財那江山就該易主了。
明末崇禎年間，農民起義一波高過一波，一時間把大明上下搞得是苦不堪言。大明朝廷為了剿滅起義軍，可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可為什麼農民軍反而越剿越多呢？原來，除了各將領的家丁私兵，明末官軍欠薪現象已經成了頑疾。沒錢？那就想輒自己搞錢。在長期和起義軍鬥爭過程中，大明官軍有了一樁穩賺不賠的「國難財」生意：打活仗。
所謂「打活仗」就是每當官軍遇上農民軍，先找老鄉然後談條件，然後農民軍就把金銀糧草扔一地，大搖大擺的進行戰略轉移。而官軍們不費一槍一彈，不傷一兵一卒，就能撈一筆橫財。打活仗就是金老師說的「雙贏」。在這種打法下，官軍越打越富，農民軍越打越多，最終逼得崇禎皇帝掛在老歪脖子樹。
其實，話說回來，商人想發國難財最好的方式還是背靠大樹好乘涼，找一高官做靠山，可如果這位大官政治上失勢，商人自己也會在第一時間成為靶子。
1866 年，朝廷令左宗棠為陝甘總督平定西北亂局，當時清政府財力有限，難以拿出西征軍費，只得同意左宗棠向洋人借款，以解燃眉之急。從 1867 年到 1875 年，左宗棠委託自己的幕僚，商人出身的胡雪岩先後 5 次向外國銀行借款，借款金額有將近 1600 萬兩，一時間胡雪岩成為全國最有錢的「紅頂商人」。
可就在胡雪岩春風得意之時，彈劾他的奏摺就像雪片一樣飛過來，曾紀澤就說洋人只收 10%的利息，可胡雪岩在發票上寫 12%，多出來的都被自己私藏了。曾紀澤的父親曾國藩當年和左宗棠是不對付，所以曾紀澤得想方設法彈劾左宗棠給老爹出氣，而胡雪岩就成了靶子，李鴻章在官場上也跟左宗棠互相掣肘，也藉此機會說胡雪岩發國難財，在朝廷借的軍費里吃回扣，此時的左宗棠年老體衰，已經保不住胡雪岩了，就這樣老胡剛當上首富沒多久，就因為吃回扣等多個罪名被抄家處理。
商人發國難財，朝廷還能快刀斬亂麻收拾他們，如果是官員們自己加入了發國難財的大軍，那事情就不太好處理了。
乾隆年間有一個驚天大案王亶望案，甘肅布政史王亶望在任上巧立名目搞貪汙，他想到的方式是編造當地有旱災，這樣他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動用府庫裡的銀子了，為了讓自己的計劃做的天衣無縫，王亶望和甘肅省大小官員一起通氣，當朝廷派人來問時都是異口同聲的說當地有旱災，就這樣全省官員編造不存在的國難，並私吞救災款項長達三年。
一直到三年後當地有流民起義朝廷派人鎮壓，前線將領跟乾隆訴苦說甘肅天天下雨部隊沒辦法前進，萬歲爺才起了疑心，再派人去查發現朕被人當蠢驢唬弄了，勃然大怒。甘肅一百多個官員迎來大洗牌，被殺了一半，被流放了一半，首犯王亶望也被斬首示眾。
到了嘉慶年間，這一年江淮等地發生水災，其中山陽縣受災嚴重，朝廷撥去 9 萬兩銀子的賑災款，山陽縣縣令王伸漢發現賺錢的機會來了，把 2 萬 5 千兩賑災款揣進自己的腰包。等災情結束後按流程朝廷應該派欽差大臣視察災後重建情況，由於王伸漢把錢都給私吞了，重建工作肯定做的不合格，這時候王伸漢就想到了鈔能力，包了筆紅包賄賂欽差李毓昌，可李毓昌根本不吃這一套，堅決要求如實上報，王伸漢決定鋌而走險，毒死李毓昌並造成他上吊自殺的假象。
李毓昌的家人發現此事太過蹊蹺，堅持進京告御狀，朝廷再派人來查，這才弄明白王伸漢發國難財又雇兇殺人的事實，最後王伸漢被判斬立決，包庇他的上級長官也都得到了絞刑和流放的處分。這起案件又叫做淮安奇案，是清朝四大奇案之首。
說起來，在史料中記載的發國難財案例並不多，不過鄧雲特先生在其《中國救荒史》中統計，從公元前 1776 年到公元 1937 年的 3700 餘年間，中國總共發生各類災害 5258 次，平均約 6 個月一次。
那麼這麼多起災荒中，是不是只有王伸漢和王亶望發國難財，其他人都廉潔奉公？這事不好說。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官員誇大災情從中謀取私利，或是官商勾結大發國難財，都是因為古代社會的統治者，其手中擁有不用履行義務的權力，面對天災底層民眾只能盼望統治者自身的道德底線。
另一方面，災禍中的底層老百姓唯一可以討價還價的權利，就是拋家舍業成為流民。不過得益於秦制統治者千百年的教化，不論是災難或是戰爭，大部分人只能任由他們割韭菜。如此，正應了那句老話「興，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