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宣宗南遷後的局勢
軍戶南遷
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2)，猛安謀克正口不過四百八十餘萬（其中包括部分契丹人），三十年後遭蒙古侵襲之時，不過五百萬餘。女真戰兵多不過百餘萬，戰事初起，金蒙多次會戰中，金軍大有損折，之後金宣宗棄守中都，遷到開封，東北半數猛安謀克被拋棄，從而使得金朝軍力大為衰落。雖然金宣宗號稱遷河北「軍戶百萬」於河南，然而實際上大多「冗濫」，根據貞祐四年（1216），宰臣奏疏中稱「今軍戶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口」。監察御史陳規的奏疏中也說：「比者徙河北軍戶百萬餘口於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可見實際遷來的軍戶大約在四十二萬口之間，然而其中不過「戰兵三十萬」，「乃至以二十五人為謀克，四謀克為猛安。每謀克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戰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而已。」因此胥鼎說：「軍馬氣勢，視舊才十一耳」，「今我軍皆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脅從歸國，大抵烏合之眾，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可見當時金軍「軍馬氣勢」僅僅只有金朝章宗之時的十分之一，而且大多都是剛剛從河北、山西一帶逃來之人，可謂衰落至極。同時期金朝的騎兵部隊也遭受嚴重打擊，蒙古奪取了金軍的戰馬來源，導致金軍賴以作戰的騎兵缺馬。
四面受敵
對於西夏方面，自至寧元年（1213）開始，西夏對金朝陝西地區的進攻開始頻繁起來，金宣宗一開始採取忍讓態度，在貞祐三年（1215）開始逐漸轉變態度，到貞祐四年（1216）金夏戰爭全面開始。山東方面，金朝爆發紅襖軍起義，紅襖軍分為多支，但是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兩支，一支為楊安兒領導的「楊系紅襖軍」，一支為李全領導的「李系紅襖軍」。其中楊系紅襖軍從公元 1211 年紅襖軍起義反金，到公元 1215 年楊、李系紅襖軍合併（李全於公元 1215 年在磨旗山與楊安兒之妹楊妙真結婚，與楊系紅襖軍合併），繼續與金軍作戰，1218 年正月接受南宋朝廷招安（此時宋金已開戰）。
河南地狹
《金史》說：「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為虛矣。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斂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然以國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可見當時民眾逃亡河南後，金朝日漸地狹，於是加重剝削，未逃跑者要代替逃跑者交納官組，導致民不堪命，陸續逃亡。《金史》又說：「及宣宗南遷，颭軍潰去，兵勢益弱，遂盡擁猛安戶之老稚渡河，僑置諸總管府以統之，器械既缺，糧糒不給，朘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糧之法，一人從征，舉家待哺。又謂無以堅戰士之心，乃令其家盡入京師，不數年至無以為食，乃聽其出，而國亦屈矣。」可見當時軍士家屬的生存也已經遭受困難。胥鼎言：「沿邊人戶雖有恆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為招募，誘以厚利，使為鄉導，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金哀宗亦稱：「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腦以養軍。」可見當時南渡民眾的悲慘，無怪乎紛紛逃亡，金朝處境的艱難。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達奏言稱：「亳州戶舊六萬，自南遷以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碭山下邑，野無居民矣！」興定元年（1217 年）曾有呂鑒言：「南邊屯兵數十萬，自唐、鄧至壽、泗沿邊居民逃亡殆盡，兵士亦多亡者，亦以人煙絕少故也。」
然而金宣宗在此時不僅不整軍備戰，積極反攻蒙古，反而南下攻宋。
歲幣問題
南宋毀棄盟約，斷絕歲幣。貞祐二年（1214 年）五月金宣宗決定遷都南京。1211 年時，宋朝使者金嶸「賀金主生辰」，恰逢成吉思汗於此年進攻金朝，因此「（金）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1213 年十月時，「戊申，遣真德秀賀金主即位，會金國亂，不至而還。庚戌，遣李□使金賀正旦，亦不至而還。」可見當時局勢的混亂。真德秀早在嘉定四年（1211）指出：「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嘉定六年（1213）再次指出：「金人必亡」，等到這次出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再次提出：「敵既據吾汴，則幣可以絕」。而當時南宋朝廷上議論紛紛，「朝紳三學主真議甚多，史相未知所決」。這時候喬行簡提出：「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意思即為繼續給金朝歲幣，使其能夠抗擊蒙古遮蔽南宋。此主意權相史彌遠支持，卻惹怒了太學生，於是「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徐士龍等，同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如此以來，拒絕給金朝歲幣的主意便占了上風。因為真德秀的上奏，南宋朝廷於嘉定七年（1214）七月，「罷金國歲幣」。但是南宋朝廷並未明確毀盟，真德秀在 1216 年十二月上書提到的是：「歲幣之弗遺是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而諉之曰‘漕渠乾涸’，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即南宋不交歲幣的理由並非什麼光明正大的拒絕，而是以「漕渠乾涸」的理由推脫。所謂的「使殘虜得以移文督責」，是指金朝不斷派人來催促歲幣，如 1214 年三月時，「金國來督二年歲幣」，1214 年八月時，「金國復來督歲幣。」至於歲幣到底有沒有呢？朱權於嘉定十二年（1219）時「秩滿赴部，朝廷以作邑有聲，差監行在左藏東庫。時金虜渝盟，歲幣積於左帑，幾二百萬匹，寖有損腐。」也就是直到 1219 年時，南宋使者還存有給金朝的歷年歲幣。
金宣宗的反應
南宋雖然早在 1214 年七月決定不給金朝歲幣，然而雙方還保持著正常的關係，而且歲幣也是以「漕渠乾涸」的理由不給。在 1215 年 3 月時，南宋派遣使者朝辭時，「因言宋主請減歲幣如大定例。」金宣宗則表示使者過來「本自稱賀，不宜別有祈請」，由此拒絕了南宋使者的請求，如此雙方的妥協可能進一步降低。南宋的歲幣遲遲不來。1217 年正月的五日，在宋朝使者離境時，金宣宗突然對宰相們說：「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朮虎高琪站出來說：「請伐之，以廣疆土」，而金宣宗則表示：「「朕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於是朮虎高琪說：「能包容小國，天下幸甚，臣言過矣」。這舉表明了大金有鷹派，但是皇帝還是「釋放善意」的，可謂威懾加恐嚇，然而南宋並未理會此舉。
金宣宗又生一計，「（1217 年）夏四月丁未朔，以宋歲幣不至，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等經略南邊」，發動了對南宋的第一次進攻，金軍的攻勢局限在沿邊地區，而且很快就回師，更像是因為歲幣的懲戒性進攻，金朝後來的國書也稱：「豈意利我虜釁，頗違盟誓，累年請作，不貢歲幣，帥我叛亡，以盪我邊睡。我邊臣憤怒，自率所部，以報東門之役，庶可少懲矣。」即對南宋違背盟誓的懲戒性攻擊。此次金軍的攻勢，根據《金史》完顏賽不的傳記：「四月，與宋人戰於信陽，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獲馬數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於隴山、七里山等處，前後六戰，斬獲甚眾。尋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首萬餘……」。到五月還師，另外一路，根據《金史》提到：「敗宋兵於泥河灣石壕村，斬首三千級，獲馬四百匹、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兵七千於樊城縣。」則《金史》中提到金軍在信陽、樊縣取得一定成果。宋方是京湖制置使趙方，根據《宋史》記載，「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倫慶壽犯陳、光化、隨、棗理、信陽、均州」，而趙方親自前往襄陽前線，讓其部將扈再興、陳祥、孟宗政迎擊，並且增加光化、信陽、均州的聲勢，扈再興設伏，加上陳詳、孟宗政夾擊，擊敗金軍，「血肉枕籍山谷間」，接著孟宗政解圍棗陽，「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雖然《金史》和《宋史》分別隱去雙方敗仗，然而根據《金史》記載烏古論慶壽「以軍士多被傷，奏不以實，詔有司鞫問，已而釋之……」的情況，可見烏古論慶壽確實有一定的損失。
金宣宗這次不理智的進攻，宋金關係急劇惡化，從而演變成大規模戰爭。金朝第一次進攻後，南宋朝廷下詔伐金，宋軍進攻潁州、奪取漣水，又聯合山東義軍，從而給金朝帶來困擾。然而這將引來金軍更大規模的報復，根據《宋史》記載是：「喬行簡……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蘄、黃。」也就是南宋主戰派占據上風，導致「師遂出」，從而帶來金朝南下「破蘄、黃」的結果。
攻宋戰爭的形成
金宣宗在進攻後已經「下詔罷兵」，興定元年（1217）七月，金宣宗得知「宋兵連陷贛榆、漣水諸縣，且獲偽檄，辭多詆斥」，於是對宰臣們說：「宋人構禍久矣，朕姑含容者，眾慮開兵端以勞吾民耳。今數見侵，將何以處，卿等其與百官議」，於是召集百官商議，百官態度仍然以保守為主，許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強，將恃我為屏蔽，雖時跳梁，計必不敢深入……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眾討之，顧亦未晚也。」「時預議者十餘人，雖或小異而大略則一」於是宰相朮虎高琪上奏說：「百官之議，咸請嚴兵設備以逸待勞，此上策也。」此舉得到金宣宗認可。然而形勢並未轉好，宋軍不斷地對金朝境內發動侵擾，此時金朝仍處於保守姿態，並未發動反擊，直到十月才忍不住要發動反擊，「以將有事於宋，詔帥臣整厲師徒」。
金宣宗即將要準備進攻時，許古上書說：「請先遣使與宋議和」，指出：「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而金宣宗一度同意這個看法，「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宰臣……」。如果順利的話，金宣宗將會將和議送到南宋方，然而被宰臣抵制了，如朮虎高琪說：「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又如高汝礪說：「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辭，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為順，豈當先發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在兩位宰臣的抵制下，金宣宗決定繼續進攻南宋，十二月，在外的重臣胥鼎諫伐宋，宰臣回覆說：「諸軍既進，無復可議」，可謂決心堅強。當時朮虎高琪「自為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而朮虎高琪「自不兼樞密元帥之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宣宗伐宋。」可謂置一己私利於國家公利之上，實非良臣。
不同以往的試探，金朝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東線為元帥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中線為完顏賽不。東線的攻勢紇石烈牙吾解圍泗州後，進而「圍盱眙，宋人閉門堅守，不敢出」，之後掠境內，擊敗了南宋的援軍後撤退。而中線的戰事並不順利，1218 年四月時完顏賽不發動攻勢，根據《宋史》記載說：「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於是趙方「部分諸將」，將進攻棗陽、隨州的金軍擊敗，之後解圍隨州，而棗陽堅守時間達三月之久，等到南宋援軍到達，「（孟）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此次金朝圍攻棗陽再次失利。
而西線方面，金軍進展較為順利。西線金軍主帥為「元帥左都監，行帥府事於鳳翔」完顏承麟和「元帥右都監」完顏阿鄰。西線金軍於 1217 年十一月進攻，「金鳳翔副統軍完顏贇以步騎萬人犯四川。戊辰，迫湫池堡。己巳，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庚午，迫黃牛堡，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金人據之。」一路攻克了大散關，金宣宗下詔稱：「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大散關一帶遠離金重兵把守的城池，而且分屯通道兵力不支，於是將其焚毀而還，「但屯邊隘以張其勢」，次年三月時，南宋軍發動反擊，《金史》稱：「宋人爭皂郊堡，擊官軍，軍潰，主將完顏阿鄰戰沒。」之後金軍再次於夏四月發起反攻，「合長安、鳳翔之眾」，再次進攻，結果攻克了西和州、成州、階州的守臣相繼逃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
金宣宗見攻宋形勢良好，於是乘勝議和。在 1218 年十二月，金宣宗「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等使宋講和。」本以為金朝取得戰場的勝利，然後和宋軍議和，必能成功。然而「三年（1219）春正月庚千，呂子羽至淮，宋人不納而還。」「開封治中呂子羽等以國書議和於宋，宋人不受。」南宋政府根本就不接納金朝使者，使者帶著國書連淮河都過不去，也就是完全失敗了，「和好遂絕」。
在呂子羽議和被拒後，金宣宗於 1219 年初發起更大規模的攻勢。金宣宗下令「以安貞為左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及唐、息、壽、泗行元帥府分道各將兵三萬，安貞總之，畫定期日，下詔伐宋。」即金軍分為兩路，一路由仆散安貞率領，是東線出擊之舉動，中線為完顏訛可，是中線出擊之舉動。
東線金軍為左副元帥仆散安貞、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右副元帥完顏賽不、右都監完顏合達統領的大軍。大軍一路攻至長江（「至大江，乃班師」），東路金軍在左副元帥仆散安貞的指揮下，圍攻安豐軍與滁州、濠州、光州。閏三月，金軍再兵分三路，分別為「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軍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金軍的攻勢猛烈，當時金軍遊騎直抵採石楊家渡的長江北岸，江南大震，「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此時淮東制置使賈涉命「陳孝忠向滁州，石圭、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至渦口，和仆散安貞、紇石烈牙吾答「連戰於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於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然而此戰李全「喪失亦眾」，可謂雙方損失相當，不分勝負。此外《金史》說金軍是「乏糧而還」，金軍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至楚州，不待行省仆散安貞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導致金軍遭受重大損失，因此戰後被彈劾，不過金宣宗沒有給予追究，此次金軍大抵是沒有獲取什麼重大的戰果，可謂平手。
中路戰事。完顏訛可率領的軍隊於二月間再圍棗陽，此次金朝軍勢好大，《宋史·孟珙傳》稱：「十二年（1219），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集城下……」，其實不對，上文已言此路金軍不過三萬，當時完顏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認為完顏訛可「空巢穴而來，若搗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於是讓許國與部將扈再興引兵三萬，分道攻襲唐州、鄧州，「焚其城柵糧儲」，其子趙范、趙葵引兵接引，「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銳氣盡喪，於是召回許國、扈再興，與棗陽城內的孟宗政內外夾擊，《宋史》稱：「殺其眾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如果按照《金史》的記載，完顏訛可一共就三萬軍隊，此舉已是全軍覆沒，未知真實情況如何。
西線戰事方面，1219 年正月時，金軍進攻西和州失敗。之後金軍擊殺了興元都統吳政。二月時，攻克了武休關，又攻克興元、洋州，根據《宋史》記載：「沔州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宣等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獲其將巴土魯安，金人遂去興元府」，之後金軍又放棄洋州而撤退。之後南宋西線還有和西夏一起進攻金朝的想法，然而進攻秦州時，「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
金宣宗於興定七年（1221）再次發動攻勢，統軍主帥為仆散安貞。「二月，安貞出息州，軍於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遂奪黃土關。遂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黃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殺略不可勝計。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師還。安貞每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輒有功。」也就是仆散安貞從息州出發，攻克黃土關、麻城縣、抵達大江，接著攻克黃州、蘄州，「前後殺略不可勝計」，取得了巨大的戰果。宋廷令殿帥馮榯率殿前司、步軍司諸軍西進，以解二州之圍，結果殿帥馮榯逗留鄂州一帶，「不果行」、「遷延不進」，而步軍司中軍統制張亨「提師救援，不善布置，以至奔潰」。
然而此次攻宋回去後，仆散安貞遭遇了和岳飛一樣的結局（被冤殺），導致金朝最後一次南伐遭遇徹底的失敗。金宣宗「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準備南下再次攻宋，一方面是劫掠，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夠逼迫南宋議和來獲取歲幣。元光元年（1222）二月，「遣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伐宋，同簽樞密院事時全行院事，副之。」金宣宗特意劃分責任權限，指出：「卿等重任，毋致不和，以貽喪敗。其資糧可取，規取失宜不能得之，罪在訛可，既已得之，不能運致以為我用，罪在全。」四月時，完顏訛可由潁州、壽州渡淮前進，在高塘市擊敗南宋軍隊，攻固始縣，廬州將焦思忠領兵前來救援，結果被擊敗，接著金軍捕獲生口，得知時全的侄子時青要來和金軍作戰，這件事被時全隱瞞。五月時，金軍北還，距離淮河還有二十里，金軍即將北還，時全卻稱密詔說：「諸軍且留收淮南麥」，於是下令「令人獲麥三石以給軍」，完顏訛可勸說道：「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結果時全拒絕不聽，結果等到大暴雨，淮水水位上漲，金軍準備搭橋北返，卻遭受宋軍襲擊，全軍覆沒，完顏訛可和時全僥倖逃脫。此次南伐金軍可謂徹底失敗，根據《金史》記載有：「時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沒」、「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損失不可謂不慘重，《宋史》提到：「金將時全、合連、孛術魯答哥率細軍及眾軍三道渡淮……（張）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細軍喪者幾二千」。《金史·食貨志》則言：「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僨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御之。」
等到金哀宗上位後，不再伐宋，宋金戰事就此停止，所謂「末帝即位，無南伐之議矣」。
攻宋的影響
攻宋未取得決定性戰果，而且兵馬亦多有折損。金軍的補給問題是非常嚴重，根據胥鼎所說：「況聞王師已出唐、鄧，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以不練烏合之軍，深入敵境，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嘯聚為腹心患」。金軍進攻非常依賴於就地獲取糧食，開頭已言金朝末年河南一地的窘境，有「饑民贏卒如流水，掘盡原頭野葬根」之說。1218 年完顏霆和宋軍對峙，「軍乏糧，采野菜麥苗雜食之。」1221 年二月，「元帥紇石烈牙葉塔破宋兵，復泗州。進逼濠州，至渦口，乏糧而還西城」，「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1221 年，金朝準備伐宋，蔡、息行省金軍「見欠三月糧草，諸軍只給十日口食前來」。1222 二月，金宣宗發動最後一次伐宋，還特意給密詔說：「其資糧可取，規取失宜不能得之，罪在訛可，既已得之，不能運致以為我用，罪在全。」可見對於糧食的重視。因此金軍「師還，乘夏，多刈熟麥，以歸助軍儲」，宋人譏諷金軍「暴卒鴟張，率作如林之旅；飢氓烏合，驅帥得罪之人。」金軍固然較宋軍為強，然而金軍所得大多放棄。1218 三月，「金人焚揪池堡而去’、四月，「金人去西和州……金人去成州」；1219 二月，「金人遂去興元府……金人去洋州」；以及一度放棄大散關這種險要之地，都表明金朝兵力用於進取有所不足，可以說只有逼迫之威無進取之能。劉祁《歸潛志》提到：「然連年征伐，亦未嘗大有功，雖能破蘄黃，殺虜良多，較論其士馬物故，且屢為水陷溺，亦相當也。」也就是認為金朝雖然取得一些戰果，但是相比其損失只能說是「相當」。又《金史》稱：「故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數州，徒使驕將悍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慾而已。」可見當時攻宋損失巨大，至於「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金史》亦稱：「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佑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構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弊。」可見金宣宗對西夏的戰爭也是有大量損耗，如此以來自然難以抵禦接下來蒙軍發動的大攻勢。不過也不宜誇大金軍的損失，等到金哀宗即位後，整頓軍隊，「從在東宮日立十三都尉，每尉不下萬人，強壯矯捷，極為精練……忠孝軍萬八千人，皆回紇、河西及中州人夜掠而逃歸者，人有從馬，以騎射選之乃得補。親衛、騎兵、武衛、護衛，遷外諸軍又二十餘萬。」金哀宗也稱：「且諸軍無慮二十餘萬」，移剌蒲阿、紇石烈牙吾塔所率的金軍最為精銳的軍隊在接下來的蒙金戰爭中一時連戰連勝，直至三峰山戰敗。
其次金宣宗時在河北採取「九公分封」的策略，以地方武裝為主力經營河朔，反而將金軍正規主力用於其他方向，以至於蒙古大軍掃蕩河北，穩定局勢，九公或走或降，金軍反攻河北更為困難。金宣宗南伐從興定元年（1217）到金哀宗繼位元光元年（1222）為止，蒙軍卻在木華黎率領下掃到河北、山東等地，取得了重大勝利。興定元年（1217），鐵木真將漢地之事全權委託給木華黎，木華黎「建行省於雲、燕，以圖中原」，「遂自燕南攻遂城及蠡州諸城，拔之。冬，破大名府，遂東定益都、淄、登、萊、濰、密等州。」第二年（1218）木華黎帶領史天倪等漢軍「自西京由太和嶺入河東，攻太原、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棄城遁」，接著又向西「攻拔石、隰州，擊絳州，克之」，河東中、北部大多由蒙古控制的漢軍領袖占據。興定四年（1220），木華黎從燕京南下攻略趙地，擊敗武仙，使得真定府的恆山公武仙投降，邢、磁、相三州相繼投降。接著蒙軍向南向東攻略，嚴實投降蒙古（「遣蒙古不花分兵略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磁、名、恩、博、滑、浚等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進而蒙軍攻克了東平府。元光二年（1223），蒙軍對平陽府、潞州的爭奪幾至於大功告成，又占據了絳、遼州，金平陽公胡天作戰敗被殺，上黨公張開無立錐之地，率殘兵渡河南奔，而太原以北，皋、石、葭、隩、寧化、嵐、興、保德、管州等原屬晉陽公郭文振的轄地，也盡於元光二年（1223）陷落。在此種情況下，宰相朮虎高琪：「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茍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金史·食貨志》稱：「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僨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御之。」其中提到金朝的「武騎」全部用於南伐，而且完顏訛可、時全的軍隊又失敗了，毫無戰果，以至於蒙軍「壓境，兵財俱困，無以御之」。
此外對於對宋關係的惡化、財政狀況的惡化自不必多說，金宣宗南伐可謂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