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加爾尼訪華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在大眾的印象中大清對待英國使節無禮之極，讓現代的中國人為祖先的妄自尊大而蒙羞。但是馬加爾尼本人卻對乾隆評價甚高，難道是看走眼了？當然不是，事實上雖然大清擺足了天朝上國的架勢，不過乾隆卻對雙方的差距有了認知因此下令地方官嚴防河口。受制於當時的世界觀，其選擇透過加強對國家的控制來達到維護自己統治的目的。那麼結果究竟如何？滿清加強的控制在鴉片戰爭後被一舉瓦解，是否縮短了這個王朝的壽命？
鴉片戰爭前的海關
眾所周知，清朝被人詬病的除了清初的剃髮易服外，就要數閉關鎖國了。但是，清朝所謂的鎖國並非很多人想像中的完全閉鎖狀態，還是留了四個專門的通商口岸。在清朝的設計中四個口岸分別是：寧波的浙海關主要負責對東洋貿易，廣州的粵海關主要負責對西洋各國貿易，廈門的閩海關主要負責對南洋各國貿易，松江的江海關主要負責對國內沿江口岸貿易。
而排出主要對內的江海關外，其餘三個口岸中以粵海關為絕對優勢占據了老大的地位。優勢有多大呢？當時中英貿易占據對外貿易額度的 70%-80%。而根據《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到 1753 年為止，英國來華的商船共計 189 艘，其中粵海關有 153 艘占據了 83%之多。因此粵海關一家獨大的日子也被叫做一口通商時代。
那麼這種近乎於壟斷地位貿易是否給廣州和清國帶去了豐厚到不可想像利潤呢？答案令人跌破眼鏡。在道光十四年也就是英國人闖入黃埔的那一年之前，粵海關一年的收入不過一百六十多萬兩。而清朝全盛時期有多少年收入呢？七千萬兩！其中地丁是最重要的收入。道光年間雖然已經出現了衰退，但是也有兩千萬以上的地丁收入。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外貿的盈利其實對滿清而言根本不足輕重。站在當時人的局限之內看，認為貿易並非必須的也確實不是空穴來風。
那麼是否是真的因為對外貿易確實無利可圖呢？當然不是如此，事實上支撐起後期清朝洋務運動和戰爭恰恰是海關的稅收。因為人口最為稠密的江南地區已經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毀於一旦，地丁稅收因此銳減。但是此時僅僅通過海關的稅收，清朝每年就有至少三千多萬兩入帳。可以說通過自由貿易清朝極大地延長了自己的壽命。而對此很多人對海關稅收的解讀是赫德引進了西式廉政的效果。確實廉政起到了不少作用，但是真正關鍵的卻不在這裡。
戰爭前後的巨大不同
說到這裡相信大家都會奇怪，既然清朝不是想像中的完全隔絕，腐敗問題也並非絕對主因，那麼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鴉片戰爭前後如此巨大的貿易額差距？其實這個關係到了中國傳統的思維和西式的自由貿易的衝突。
在此之前，廣州的對外貿易是由廣州十三行負責的。這十三行啊可不是如字面意義上的十三家哦，是泛指那些給滿清辦事的商人的統稱。因為滿清實在不擅長對外打交道，又害怕外來的力量衝擊傳統的儒家社會，所以就招募了當地那些有實力的商人和洋人做生意。
拿中國的茶葉來說吧，這是工業革命後中國少有的能拿得出手的重量級產品，但是其貿易的環節堪稱繁瑣至極。首先由茶商從茶農處購買茶葉，然後再由茶商轉運至廣州給十三行，最後由十三行在指定地點和洋人貿易。過程多了好多本不必要的程序，極大地遲滯了整個系統的效率不說，也讓收購成本大增。又恰逢英國本土於 1821 年頒布了新的貴金屬供給標準，導致遠東的白銀供給量減少，削弱了英國商人的購買力。
這一切的結果自然是讓洋商怨聲載道，吃朝廷飯的十三行賺的彭滿缽滿。而滿清也如願以償地隔絕了自己的人民和西方資本的聯繫，將其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充分滿足了其控制欲。貿易的地點和額度受到朝廷的限制，無疑讓習慣了亞當史密斯理論的英國人極其反感。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戰勝後對土地和賠款的要求不高，卻對通商和貿易極其執著。《江寧條約》規定了：勿論與何商交易，悉聽其便。
這無疑徹底宣告了了舊有制度的徹底破產。此後十三行算是走入了歷史的垃圾堆之中，洋商可以直接和茶商交易而不再需要通過滿清制定的行商了。在這個基礎上，一些城鎮辦起了茶棧，根據市場的要求和茶葉的品質對其進行分類，由此又誕生出了許多茶葉加工廠。廣州因此變得比一口通商時期更為強大了。
廣州衰落和上海崛起
雖然貿易變得自由了，但是制度上的便利並不能完全抵消人心之間的隔閡。廣東福建一帶民風本就強悍，加上哪怕是建國之後幾十年的破壞也沒能摧毀的宗族制度。這一切使得廣東人極其排外，從今天已經進入普通話的「鬼佬」、「鬼妹」等詞我們不難窺測出以前的廣東人對洋人是個什麼態度。
有了強大的群眾基礎，官府本身雖然無法對自由貿易的協定做出更改，但是私下卻默許了當地居民對英國人居住地或者商鋪的打砸。結果極其惡劣，遠渡重洋來到遠東的英國人本就強悍，刀槍護身是標準配置，嚴重的時候會直接導致中國居民被槍殺。
但是英國人來不是為了和中國人打仗的，而是來發財做生意的。反正條約規定的開放口岸不止你廣州一家，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恰逢長毛和曾剃頭兩大殺星掃蕩了大江以南，原本富庶的江南被洗劫一空，蘇州市區人口甚至到今天都沒有恢復。上海市卻因為洋槍隊的保護倖免於難，結果集聚了江南富戶和財富的上海迅速發展起來。原本由於地理位置優勢，廣州其實相較於上海更有優勢。而且畢竟打交道時間久了，廣東的商人其實比江南人更加擅長和洋人對話，這從早年的上海工商業幾乎被粵商壟斷就能看出。
當然，上海有個好，也就是至今被全國人民痛罵的「崇洋媚外」。但是換句話說就是對洋人不排斥。為了安全更是大量住進租界裡，導致清朝原本想要實施的種族隔離破產（註：租界沒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居民大多為中國人）。英國人自然不是傻瓜，相比起冒著被人打砸的危險去為廣州還是轉去上海更為划算一些。
結果到了 1900 年上海的進出口貿易額達到了驚人的一億六千萬兩之多，約為清朝全盛時期年收入的兩倍還多，讓人不得不感嘆海關貿易的利潤之大。如果不是滿清自己作大死最後將海關抵押出去的話，或許清朝還能續上個幾年。
結論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由國家管控下的貿易終究是畸形的。清朝雖然是被迫放開的管制，但是清朝卻因為敗於洋人而獲得了遠勝以往的財政收入，最終得以開展改革，極大地延長了王朝壽命。有了海關的收入之後，清朝更是大肆擴充自己的武備。左宗棠能夠平定新疆也是因為海關關稅的抵押，讓其成功借到了外債。從這方面說開放的口岸維護了中國的國家統一，是是實實在在的大功德。
客觀地說，廣州離歐洲人的據點更近，和南洋的英國商人貿易更便捷不說，廣東商人也不乏會點英語的。而且就外貿而言上海這種內河港口本不應該有機會的。因為時代越是往後，船隻的載重越大，尤其是蒸汽取代風力作為動能之後更是如此。而上海灘之所以叫灘，就是因為沒有深水港口，無法接納過大的船隻，這無疑限制了港口吞吐量。可以說這個問題一直到洋山港的建立才得以解決。所以按理來說兩地之間本不存在可比性。
但是因為廣東人的排他性，導致英國人最後決定放棄這個據點，轉而去了上海。最終在民國的時候上海成了遠東第一城，而廣州則持續沉淪，至今依舊只是一線中的小弟，再不復一口通商時代的霸權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就貿易總量而言，廣州依舊比閉鎖壟斷時期要多得多。1900 年的廣州貿易額度只有上海的五分之一不到為 3000 萬兩，不過比起半個多世紀前那依舊是爆出了銀河系了。
時至今日，我們以現代人的眼光回看這段歷史，我們會發現如果當初清朝在一開始就放開所有限制，同時針對毒品嚴查的話，或許一切都可以避免吧。但是很可惜歷史不會重來，只會不斷告訴今天的我們，不要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