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禮，一個傳統而又現代、一個古往今來曾令多少家庭爭相攀比而又競相折腰的名詞，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一個熱詞。據調查，在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天價彩禮的亂象不斷蔓延。魯西南的一些地方，彩禮是按斤兩算，用秤來稱的，三斤三兩重的百元大鈔，加起來大約是 10 多萬元人民幣。但這也僅僅是彩禮的標配。據說有的人家為了減少數量，便將百元大鈔放在水裡浸濕，然後用布擦乾，以增加錢的重量。有些地方一個家庭一年大概最多也就掙五六萬，但彩禮卻要十幾萬；有的家庭還有兩個兒子，僅彩禮一項就足以將這個家庭壓垮了。
當然，造成天價彩禮的原因是深層次、多方面的，但它對社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有專家就指出，這種天價彩禮本質上就是買賣婚姻，是違法中國《婚姻法》的，而且也是造成家庭關係尤其是夫妻關係不和諧、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甚至還會誘發跨國買賣婚姻、婚姻詐騙等犯罪活動。但也有人認為，彩禮是中國婚姻文化的傳統，自有婚姻制度以來，幾千年來相沿不替，加上農村固有的習俗，所以不能簡單地用法律手段加以干預。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彩禮」這一婚姻文化的傳統了。
以彩禮為形式的聘娶婚，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婚姻傳統文明發展的產物。氏族社會時期盛行的是掠奪婚，不同部族之間相互搶婚。今天婚姻的「婚」字，就留有掠奪婚的痕跡，因為搶親往往發生在黃昏時分，女子去河邊打水做飯的時候。到了國家建立後，掠奪婚被禁止，取而代之的就是聘娶婚。
顧名思義，聘娶婚就是一種男方送一定的禮物、金錢給作為聘禮給女方家裡，以締結婚姻關係的婚姻制度。聘娶婚的基本程序就是「六禮」，即結婚需經過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個程序，其中「納采」是送禮求親，「納徵」是送禮定親，這些都是聘娶婚所必備的條件，後世所說的「彩禮」即源於此。
從形式上看，彩禮的確有買賣婚姻之嫌，但其本質，卻是作為聘娶婚的一種必要條件，通過一種莊嚴的程序，確認了一夫一妻婚姻關係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因為聘娶婚的基本目的就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成家立業，傳宗接代。而「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只有以一定數量的彩禮、通過聘娶的形式結婚的，才能是正常的夫妻關係，受到法律的保護，否則只能為「妾」，也就是俗稱的小老婆，不能享有妻子的名分。
也正因為如此，自西周以來，歷朝歷代的法律大體上對彩禮都有明確的規定，因而並不像當今社會這樣亂象百出。從古代法律對彩禮的規定來看，基本上是對彩禮的數量多少的限制，如：唐朝法律就對接受彩禮的數量規定為：三品以上官，彩禮不得超過絹三百匹；五品官不得超過二百匹；七品官不得超過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超過五十匹，但這些都是上限；下限則無要求，「聘財無多少之限」，甚至以一般的財物酒食等作為聘禮的，也視作為是彩禮。
元朝法律則分別對官員和庶人（百姓）彩禮的上限規定為：官員，一品二品五百貫，三品四百貫，四品五品三百貫，六品七品二百貫，八品九品一百二十貫；庶人，上戶一百貫，中戶五十貫，下戶二十貫。
因此，以彩禮作為婚姻必要程序的主要目的，是體現「明媒正娶」，而且在數量上也要體現「貴賤有差」，身份和級別高的，彩禮的數量可以多些；身份和級別低的，彩禮的數量也少，不得逾越。否則便是違規。
然而，儘管法律規定是如此，但歷朝歷代還是普遍存在假彩禮之名、行買賣婚姻之實的情形。漢朝初年的功臣陳平因年輕時家貧，沒錢送彩禮，娶不起老婆，後來還是一個叫張負的財主，因他的孫女嫁了五次，每次嫁出去不就老公就死了，結果沒人敢娶她，所以張負只得主動借錢給陳平，讓陳平娶了自己的孫女。
宋太祖趙匡胤在做皇帝之前，擔任後周殿前都點檢（禁軍大將）時，續娶後妻，但錢不夠，結果還是同為禁軍大將的朋友張永德資助金帛數千匹才得以成婚。甚至還有人公開假借彩禮之名買賣婚姻，「嫁女者重索財物，與估賣軀口無異」。
為此，自元代以降，法律對彩禮的規定也更加嚴密，處罰也不斷加重。元朝法律就明文規定：凡違例多索要彩禮的，要「諭眾遣決」。但法律的規定也往往難敵習俗的力量，明朝多次下令「婚姻毋論財」，但以彩禮多寡論婚嫁之風卻很難得以遏制，甚至還經常發生因爭彩禮而引發的訴訟。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婚姻締結不僅僅是男方要給女方彩禮，作為回報，女方同樣要給男方一定數量的金錢和財物作為妝奩（俗稱「嫁妝」）。妝奩的數量一般是與彩禮相同的，如唐朝法律就規定聘財要作為「所嫁女資裝等用」，甚至有時候妝奩的數量還要超過彩禮，一些有錢人家嫁女甚至攀比妝奩之豐厚，甚至到了「排箱倒笥，照耀街市；鋪紈披錦，輝煌里閭；一物不備，女不登車」（張伯行《飭禁婚嫁喪葬華侈示》）的地步。而一些窮人家的女孩子，因為沒有妝奩之資而難覓佳偶，待字閨中。唐朝秦韜玉的《貧女》詩，就是這一現實的真實寫照：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夸針巧，不把雙眉斗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北宋初年的名將李謙浦晚年購置了一所宅院頤養天年，但他的侄女出嫁，卻因家貧出不起陪嫁的嫁妝，不得已，李謙浦只好將自己的宅院抵押給他人，借錢充作妝奩；宋朝大詩人蘇東坡的甥女出嫁，嫁妝不夠，最後還是蘇東坡向朋友借了二百貫錢作為甥女的嫁妝。官員尚且如此，平民百姓可想而知了。
因此，彩禮也好，妝奩也好，這本是婚姻關係神聖、合法的象徵，但在金錢的誘惑下，在銅臭的薰陶下，已經漸漸變味了，成為了惡俗陋習。清朝的吳榮光在《吾學錄初編》一書中，對此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擇婦必問資裝厚薄，裝厚矣，女雖不淑，亦姑就之；嫁女必計聘資之豐儉，苟豐矣，婿不佳，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此市井駔儈之所為，豈士大夫所當效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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