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後金軍隊曾以弓馬騎射作為主要招牌戰術。等到入關建立清朝，皇帝們依然定期強調騎射立國+騎射為本。以至於給人留下錯誤印象，覺得愛新覺羅家的子孫不重視火器發展。然而，清軍的火器裝備數量非常龐大，占全軍比例相當之高。而且有非常完善的生產機制，以及相應的規範編制，足以傲視前明對手。
做為中樞的工部
公元 1631 年，後金仿照明朝設立工部，專門辦理兵器製造等事務。到 1648 年，清廷頒定工部設滿、漢尚書各 1 人，滿、漢左右侍郎各 1 人，掌全國造作之令。其中，下轄的虞衡清吏司主要職掌軍器、軍裝和軍火製造。其司以下設軍器科、軍器案房、軍器算房等部門，製備軍裝、軍火及旗幟等物，供在京軍營及近京旗營領用。由兵部制定槍炮圖式，交工部的下屬部門製造，按名冊發給。此外，司下還設有收發八旗大小槍炮、鉛子的鉛子庫，收儲廢鐵炮子的炮子庫等。
到康熙年間，清廷又在景山特設槍炮製造處，由工部直接管轄。早期有比利時人南懷仁指導工匠造炮。他主要負責設計，下轄監造官督促工程建造，掌景山炮鳥槍監造處之行政。作官系工匠之頭目、領班一類的人，匠役即為工匠。在康熙朝中後期所鑄火炮的銘文中就有總管監造官、監造官員外郎、工部員外郎、筆帖式、作官、匠役等六類。總管監造官由隨侍警衛皇帝的侍衛處中的一等侍衛擔任，掌該處的行政及造炮事宜。監造官員外郎工部員外郎協助其工作。筆貼式即書記官，掌該處的文書之事。
景山處不但有完善的職能分工，因為有掌握較先進知識的西洋人主持設計，工匠的技藝也非常精良。再加上皇帝親自指導、監督，所以造出的火器是當時的頂尖水平，製品也被冠以「御製」之名。京城還有由工部管轄的鐵匠營槍炮製造處，當時製造一般的軍營常用槍炮，其製品稱為「局制」。此外，工部直管機構製造的火器，在清初往外撥發非常多。尤其是三藩之亂與噶爾丹戰爭，經常調出的鳥槍數以千計、火炮超過百門。後來由於地方製造權限和能力的提升，往外地調撥的火器數量大減。
內務府
內務府下轄的養心殿造辦處，原是清初在紫禁城內設立的製造器用的機構。自 1693 年開始，設立槍炮製造作坊 14 個。其中鑄爐處、炮槍處直接或間接製造火器。其中，鑄爐處有鑄匠、銼匠，炮槍處有鐵匠，各按其技能製造兵器裝備等物。管理大臣根據各工種的難易，成品數量、質量，完成的期限，進行考核與賞罰，並將合格成品貯於庫內備用。
養心殿造辦處的生產力很高。公元 1728 年，負責管理該處的怡親王胤祥向皇帝匯報，過去的一年中總共製造了子母炮 100 門+鳥槍 12000 桿。1767 年，造辦處則為八旗製造了 6000 桿讚巴拉特鳥槍。同時，造辦處還常奉命給各地八旗駐軍調撥、換發各種火器。如 1730 年，就給天津水師營新設趕繒船造撥大鐵炮 80 門。1754 年又給鑲黃、正白二旗火器營撥換鐵子母炮 3 門。
京營八旗自製槍炮的機構
清廷規定八旗裝備除工部安排製造，還可由八旗都統衙門安排製造，經費則由工部報銷。八旗都統衙門內設有左右鐵匠局，匠役要去武備院學習兵器製造技術，還要面臨對技藝的嚴格考核。按《大清會典》的記載：八旗兵各營都設有匠役兵。其中驍騎營鐵匠隸鐵匠局，鞍匠、銅匠、箭匠及上三旗的弓匠，均隸武備院，下五旗的弓匠分隸各王公府，這些匠役承擔了八旗兵各營部分裝備兵器的製造、維修、保養等任務。清廷還在順治初年於京城不少地方，建造收貯八旗軍火的廠房。
其中：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旗，在鑲黃旗教場空地上各建造 35 間火炮廠房；正黃、正紅二旗，在德勝門內各建造 30 間火炮廠房；鑲紅、鑲藍二旗，在享成門內各建造 23 間火炮廠房；鑲黃、正黃二旗，在西直門之北安民廠建造 12 間火藥廠房；鑲白、正白、鑲紅、正紅、鑲藍、正藍六旗，在天壇後建造 20 間火藥廠房。
此外，安民廠還建造了收貯火炮的廠房。右安門內的灌靈廠建造了收貯火藥、烘藥與鉛子的廠房。安定門內的絛兒胡同局建造廠收貯火炮與軍器的廠房。西什庫中的戊字庫與丁字庫建造了收貯弓、刀、箭、弦、鳥槍、硝、硫等軍器的廠房。
部分權限下放地方
清朝前期，各地部隊所需要的武器裝備，有相當部分來自各地駐設立廠局。順治初年，就曾規定各省需要銃炮、火磚、火箭、噴筒、火毯、鐵彈、鉛子等項，由各督撫奏請、准其造備將用過工料銀，報部察核。1653 年，又議准各省軍器，或遇缺額，或新增，該督撫照兵部經制額數具題。由工部核准成造，仍將動支錢糧奏請開梢。所以，各省所用的兵器，歷年都有製造，有時製造數量與品種都相當多。
自雍正時代起，一些地方的駐軍已設有槍炮廠，製造鳥槍與火炮。如 1724 年，川陝總督年羹堯主持新造子母炮 1200 門，閩浙總督滿保奏報滿漢各營增添新造子母炮 2500 門。1735 年，河南省駐軍所設立的槍炮廠，開始製造駐軍所缺少的鳥槍。1769 年，四川省駐軍造炮廠經批准後，製成 40 門劈山炮，所需經費由工部核准報銷。1782 年，駐守浙江省的乍浦滿營，將原有舊式鳥槍進行改制。1784 年，清廷命陝甘總督轉傷涼州鎮，會同涼州府，製造 17 門大神炮與 104 門劈山炮。運往哈密等地，分發給各營應用。1787 年，閩浙總督伍拉納奏報，為福建綠營替換陳年舊槍和壞槍，並給新募士兵配發武器。在兩個月之內趕造了 16000 桿鳥槍。
道光年間，地方駐軍製造火炮的數量口漸增多，其中福建與廣東等沿海駐軍製造大型火炮的數量空前。如 1825 年，駐福建省福州三江日水師旗營，鑄造 5 門子母炮。五年後又製造 10 門抬炮。1826 年，廣東虎門海口新鑄 10 門 4000-5000 斤大型海岸炮，還將 50 門舊式 1000-4000 斤大炮改鑄成 6 門新型海岸炮。同年，又為虎門的蕉門炮台新鑄 9 門新型海岸炮。1835 年，批准駐軍為虎門各炮台鑄造 20 門 6000 斤與 20 門 8000 斤大型海岸炮。
如果有重大戰事，清廷為盡可能保證參戰清軍的所需要紅炮。除後方向前線輸送，還經常派遣工部官員帶領鑄炮工匠隨軍出征。如清軍在大小金川作戰時，因為崇山峻岭造成重物運輸非常艱難，便就地設置若干炮局。只從後方運輸原料，再由工匠在前線製造，免去長距離艱苦跋涉的耗費。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期間，各炮局總共製造重量自 100 斤-5000 斤以上不等，冠以天成將軍、平逆神威大將軍、神勇大將軍、奇防將軍、威遠、劈山等名目的銅、鐵炮 657 門，鑄造生、熟鐵炮彈 536546 斤。
重中之重
隨著製造機構完善和擴大，清軍的火器裝備量也迅速擴張。八旗中最先開始裝備火器的漢軍，在入關前就擁有大量火器。清軍在戰爭中製造、獲得的火器也主要由漢軍配備使用。1683-1696 年，是漢軍火器營建立和完善的時期。其後，滿洲蒙古也建立起火器營編制。這些火器營是專職的火器部隊，除去輔助人員外，全部配備鳥槍與各類輕重火炮的戰鬥人員 13000 餘人。雖然清廷對八旗的具體實力長期保密，無法統計整個八旗武器裝備中的火器數量和比重，但從京師到駐防的每個營都配備了鳥槍和火炮。
另外，根據多個地區的駐防文獻記載：駐防八旗中使用火器的總人數為 60%。更有甚者，如嘉慶年間的烏魯木齊、吐魯番、哈密三地，駐紮旗兵共 5564 人，配備鳥槍 4892 桿，火炮 82 門，軍械庫裡還存放著 812 桿鳥槍。
其次是綠營，由於直接脫胎自前明官軍，所以火器數量龐大且雜亂。清朝入關後，通過正式確定綠營的武器編制，才將效率低下的火門槍逐漸淘汰出主武器序列。1727-1732 年，又開始對綠營的武器進行大範圍的規制。其中，山東省每兵百名分作十份：鳥槍五份，此外別設炮手。山西省各營每兵百名分作十份：弓箭六份+鳥槍四份，別設炮兵。廣東省各營每兵百名：設鳥槍兵+長槍兵共五十名+炮兵十名。雲南、貴州、廣西三省各營每兵千名：設鳥槍兵六百名+以炮兵百名兼習牌、刀。福建省水師於定例每兵千名設鳥槍四百杆外，再增鳥槍百杆。所有地區，每兵千名設子母炮、威遠炮共十門。
在各省綠營的火器編制中，鳥槍兵、火炮兵的數量約占到總兵力的 40%-60%左右。其中，雲南、貴州、廣西三個邊疆省份鳥槍兵和火炮兵占比能達到 70%。在實際的戰事中，火器數量經常占總兵力的 60%-70%：
1678-1679 年，清軍與吳三桂對峙洞庭湖的最後階段，前者動用了 32000-33000 大軍進攻。其中包含新募的 12000 綠旗兵，全部充為槍手。新到的發貢、子母等炮有 1000 門之多，常規情況是 5 人搬運、操作一門火炮，約為 5000 人擔當炮手。算下來的話，新增的火器兵就已經占比 51-53%。若再加上原來就已經部署在岳州前線的火器兵，則占比當接近甚至超過 60%。
1723-1724 年，西北邊境防禦準噶爾部的傅爾丹、祁里德一路軍隊有兵 6098 名。其中鳥槍 4179 桿，子母、威遠等炮 76 門。同樣以每炮 5 名兵來計算，該路軍隊火器兵占比達 75%。1754 年，對準噶爾最後戰役的籌備過程中，陝甘總督永常的奏報是，擬於每百名出征士兵中用鳥槍兵 75 名，炮手 5 名，占比高達 80%。由此可見，清軍不但火器走上了更加規範化的發展之路，其裝備數量也在不斷推向新的高峰。
後金在關外起兵時，的確有仰仗弓馬騎射為主的冷兵器階段。但自從吃到紅夷炮的虧後，就意識到火器重要性。除明軍經常「奉送」，他們還積極招募工匠仿造，並逐步建立專門使用火器的部隊。經過短短十餘年的時間，清軍的火炮實力就能在遼東壓制明軍。
入主北京之後，清廷慢慢具備了在全國更大範圍內汲取和調配資源的能力。從中央到地方製造火器的機構、工場便開足馬力，讓槍炮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各個戰場，成為清軍手中最犀利的武器。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清朝雖以弓馬開創政權，最終卻成為在槍炮轟鳴中鞏固的火藥帝國！
本文網址：https://iotfen.com/history/579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