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莽改制」成功,中國有可能走上一條羅馬式民主政治道路。

如果「王莽改制」成功,中國有可能走上一條羅馬式民主政治道路。

公元 9 年,王莽改制,西漢王朝滅亡。這一次「和平演變」進行得非常順利,沒人造反,沒人聲討,全國人民都安靜平和、默默地接受新主子的登基。像明朝的方孝孺那樣跳出來破口大罵的,半個人都沒有。只有王莽的親姑姑,前任太皇太后王政君哭了一鼻子。王莽派人向她索要漢朝的傳國玉璽,王政君痛哭道:「我是漢家的老寡婦,本打算拿這東西來殉葬的。」她把玉璽摔在地上,結果把這塊由和氏璧做成的寶貝摔壞了一角,日後只好拿黃金補上。

王莽非常順利地推翻了西漢王朝,建立起了自己的新朝。為什麼會這樣呢?從漢朝的官員到普通百姓為什麼沒人反抗呢?這就說明了一點:兩千年前的中國和兩千年後真的是不一樣的國家,漢朝和明朝清朝是截然不同的朝代。相隔兩千年的人們在思想意識方面是有著巨大差別的。

對於君主要無限忠誠這種思想其實是宋朝理學思想出現後,才慢慢形成的。而理學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那是明朝朱元璋上台以後的事情。朱元璋登基後,為了維護朱家的統治,把忠君思想提高到了嚇人的程度,列為最高的道德規範。此後,清朝繼續這麼做。經過數百年的努力,這才形成了一種「君為臣綱」、「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文化氛圍。

但是在漢朝那個時候,人們的思想境界是完全不同的。春秋時期百家爭鳴的影響力還很強大,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正統的儒家思想也不是像後來的程朱理學那樣奴才化,比如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在漢朝的影響力不是一般的大。

在漢朝早期,知識分子們曾經很認真地探討研究過君主與民眾之間該如何定位的問題。漢景帝時期,有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與一位黃生在皇帝面前爭辯商湯放桀、武王伐紂這樣的事到底正確不正確。雙方各執一詞,爭論不休。

這件事對於漢朝的統治者來說也挺尷尬的,你要說武王伐紂不正確吧?那就等於說漢高祖劉邦也是亂臣賊子;你要說正確吧,那豈不是等於宣揚造反有理?因此,漢景帝只好採取迴避態度。他說:「不食馬肝不算沒嚐過美味。不爭辯武王伐紂的問題也不算咱沒學問。」所以,從這時起,西漢官方就對於武王伐紂這樣的問題避而不談,模糊處理。

但是,從民間來說,在大家的潛意識裡,很顯然都是一致地認為:你們老劉家的天下是可以取而代之的。如果你們劉家人不做好事,像紂王一樣無道,那麼老百姓起來把你們推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這樣的例子在西漢那個時候是很多的。

漢昭帝時,有儒生眭弘。他直接上書給皇帝,說你們老劉家幹的不怎麼樣,還是換人吧。請你尋訪賢德之人,把帝位禪讓給他好了。

漢宣帝時,有個叫蓋寬饒的人,也是上書皇帝,提出「家以傳子,官以傳賢……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意思是自家的私產可以傳給兒子,皇位(官)卻應該由賢者來繼承,一個人要是沒有當皇帝的水準,那就應該滾蛋下台。

如果「王莽改制」成功,中國有可能走上一條羅馬式民主政治道路。

漢元帝時,有儒生貢禹上書說:「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矣。」意思是,皇帝應該是為天下百姓服務的,不應該只是追求自己一個人享樂。

還有個叫谷永的人說:「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意思是把那些不稱職的皇帝換掉,讓有水平有能力的人上台,這應該是天地之間的常理。總之,西漢時期,人們的思想其實是很開通的。特別是知識分子,他們的想法更是豁達,完全不像後世理學時代那樣變態。這樣的一種思想氛圍,實際上給王莽奪權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西漢的皇帝自從昭帝、宣帝之後,就變得一蟹不如一蟹。政治水平是越來越低,個人荒淫享樂的程度卻一個比一個高。國家的形勢每況愈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有越來越多的人都意識到老劉家真的是沒人才了,應該換個有能力的人來解決危機了。

在這樣的一種形勢下,王莽站了出來。王莽透過不斷地造勢宣傳,一點一點地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樹立起了只有他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潛意識。從上到下,從官到民,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渴望王莽上台,把希望都寄託在了王莽身上。就這樣,王莽順水推舟,乘勢而上,最終在公元 9 年正式推翻了西漢王朝,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因此,我們可以說,當年的王莽「篡漢」實際上是符合天下人願望的,全國人民採取沉默不語這種特殊的方式「投票」支持了他,同時也從心底裡期盼王莽能夠拿出完美的方案,解決嚴重的社會危機,讓所有的人都能夠更好地生活下去。

如果王莽真的能夠把危機給解決了,真的能夠讓天下的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那麼勢必會在中國的歷史上形成一種慣例:百姓們的日子不好過了,大家就會要求有能力的新人來接替皇位。原來的統治者則可能會自覺下台。中國有可能會出現類似於羅馬帝國那樣一種「賢人政治」,在相當程度上實現民主化。不會像真實的歷史上那樣總是靠著殺人盈野、血流漂杵來解決社會矛盾。然而問題是,王莽的改革失敗了。

西漢王朝末年嚴重的社會危機從根子上來說,是人口過度增長與社會生產力低下之間難以解決的矛盾。西漢末年,全國人口的官方統計數字達到了 5900 萬。這個數字非常不準確。因為有大量的人口為了逃避人口稅而隱匿了起來。如果說西漢末年有一億人口,那應該是完全可能的。

這樣多的人口,在古代的生產力條件下,生存就開始成問題了。西漢王朝當時面臨非常多的社會矛盾,但是根子就是在這裡。對於當時的統治者來說,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其實也很簡單,只要來一個「長江流域大開發」就可以了。當時,長江流域人口還很稀少,土地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王莽上台後,如果他能夠有意識地推動移民政策,把黃河流域的百姓向著長江流域遷徙,開發新的土地,這樣很快就能讓整個社會擺脫危機,起死回生。王莽所建立的新朝挺上一百年肯定是不成問題。

然而,咱們的古人也實在是夠笨的,王莽沒有看到這一點,當時所有的人們也都沒有這麼想過。西漢王朝為了保證稅收安全,是嚴禁農民隨意遷徙的,所以整個帝國龐大的人口都被拘束在黃河流域的狹小空間裡,特別是今天陝西關中平原和河南等地,這裡人口高度密集,自然資源嚴重不足,社會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銳。但是當時的人們卻是說什麼也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萬眾期待下登基稱帝的王莽拿出的解決方案可謂是南轅北轍,錯得離譜。大名鼎鼎的「王莽改制」的基本思路就是盡可能的「均貧富」,從富人那裡拿出一部分利益分給窮人,王莽覺得這樣就能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如果「王莽改制」成功,中國有可能走上一條羅馬式民主政治道路。

這種方案其實了無新意,是一種傳統的農業平均主義思想。從理論上講,它要是真的付諸實施了,那倒也確實能解決問題。歷史上無數的實踐證明,這種單純地重新「分蛋糕」的做法十分危險,因為你是要到人家的飯碗裡奪食,對方勢必反抗,這自然而然地就會引起社會的劇烈動盪。最好的辦法當然應該是想辦法把蛋糕做大,在做大蛋糕的同時盡可能地向著窮人這一邊傾斜。我前面提到的「長江流域大開發」就是這樣的一種手段。

可惜王莽不知道,他還是信心十足地提出了他的「改制」方案。如果認真研究一下史書,我們會發現,王莽改制提出的幾條措施,有很多都只是嘴上說說,並沒有落實。王莽提出要恢復井田制,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田地,還嚴禁買賣奴婢。這幾條都嚴重脫離實際,無法落實,所以提出後很快就暫停執行。王莽的五均六筦法,以及貨幣改革卻是堅決地實行了,這兩項措施最終引得天下大亂。

五均六筦法一言以蔽之曰,就是要取消民間商業,統統由官營商業取代之。王莽的真實想法是要消滅工商業者,讓大家都一樣貧富。為此,他還不惜多次更換貨幣。在王莽短暫的統治時期,他曾經三次更換貨幣,把舊幣作廢,然後推行新幣。然而,這種做法要了他自己的命。

王莽一心想要消滅民間的工商業者,以此來實現社會的均貧富。然而這樣做的後果卻是讓幾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生存危機。工商業者有貧有富,大多數工商業者也都是升斗小民。王莽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打擊,結果使得大量的平民百姓衣食無著。工商業的崩潰反過來自然會影響到農業。如此一來,整個國家的秩序就失控了。

王莽的本意是想避免國家的危機,但是他的改革卻帶來了嚴重的危機。這就充分證明,單純地重新劃分「蛋糕」是完全不可取的方式。農民大起義爆發了,王莽的新朝被推翻了,整個社會在經歷過殘酷的戰爭,在喪失了大量人口的情況下,原有的經濟危機終於因為人口大幅度減少而解決了。而天下也重新姓劉了。

如此一來,就給普通百姓造成了這樣的一個錯覺:隨便換皇帝是不行的。老劉家的人雖然幹得不怎麼樣,但是至少沒有讓天下大亂。換了另一家人來當皇帝,天下立刻就亂了。所以,還是讓劉家人繼續統治下去吧。而對於劉家人來說,利用這個機會來強化劉氏家族的地位,是再好不過的一件事。

漢章帝劉炟就曾經親自出面主持學術會議,大搞意識形態建設。在他授意下編纂的《白虎通義》就已經具備了很濃厚的理學味道。在這本書中,明確地提到:「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還提到:「君有眾民,何法?法天有眾星也。」另外,還有什麼「三綱六紀」的說法,總之,從東漢開始,整個中國社會就加快了它向著完善的封建宗法社會前進的腳步。

劉家人具有天然的統治權這樣一種觀念,經歷過東漢王朝之後就已經慢慢地深入人心了。到了東漢末年,曹操遲遲地不敢直接登基稱帝,劉備靠著一塊姓劉的招牌就能呼風喚雨,都是這種觀念產生的效應。到了魏晉之後,必須由劉姓人坐天下的觀念總算是被扭轉過來了,但是封建宗法社會也基本成型了。歷朝歷代的皇帝在屁股坐上龍椅之後,就再也不考慮主動讓賢的問題,只有到了社會矛盾尖銳到無可調和的地步,才會在各種戰爭與動盪中被趕下台。中國的歷史開始出現了所謂「一亂一治」的惡性循環。認真地說起來,這都是當年王莽改制失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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