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軍入關與東北的命運。

奉軍入關

1918 年春，皖系首領段祺瑞的親信徐樹崢，以選舉張作霖做副總統為條件，勸誘張作霖派兵入關，支持皖系「武力統一」。野心早已膨脹的張作霖在楊宇霆等人的鼓動下，派 5 萬奉軍第一次入關，南征「援湘」。初次入關，基本上沒有打仗，索取大筆軍費後，在年底前大部分撤回了關外。張雖沒有當上副總統，卻獲得了東三省巡閱使的頭銜。後來，皖系特別是徐樹錚軍政勢力急劇擴大，妨礙了奉張在北方的擴張。1920 年 7 月，在直皖戰爭中，奉軍第二次入關，助直反皖。這次，雖有 7 萬多奉軍入關，但只是在側翼為直軍助戰。奉軍出力雖不多，但搶奪的戰利品卻不少，察哈爾成為奉系地盤，奉系可以與直系共同操縱中央（北京）政府了。

隨後，張作霖與直系首領曹錕結成了兒女親家，但奉直兩系的利益衝突卻愈演愈烈。1921 年末，在財經界頗有實力的舊交通系，派葉恭綽赴奉，經楊宇霆牽線，與張作霖密談。葉向張保證，如讓梁士詒組閣，就選張做大總統，張大為動心。梁當上總理後，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收回膠濟鐵路等問題上偷偷地向日本出賣國家主權，被吳佩孚當眾揭穿。為了剷除妨礙「國家統一」的直系，以便由奉系獨攬中央政權，張作霖派出 12 萬奉軍，第三次入關，與 10 餘萬直軍在京津一帶作戰，是為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戰敗。頭兩次入關，張作霖嚐到了些甜頭，但這一次，卻有 2 萬人死亡，1 萬餘或逃或傷，近 4 萬人被繳械，軍費損失「超過三千餘萬元」，關外的熱、察、綏三特區也都失掉了。

三次入關，總體說來，是得不償失的。怎樣吸取戰敗的教訓呢？為張作霖籌措軍費的王永江，建議「實修內政，把東北治理好」，待東北富強起來之後再視機運作。從維護奉張的戰略利益上說，王的改革主張是正確的。但握有最後決策權的張作霖、楊宇霆等人，卻不圖此策。重占「失地」的欲望，再掌中央政權的野心，不因戰敗而收斂，反倒因復仇雪恥之雄心而加強了。於是，整軍備戰便成為下次入關之前的主題。由張學良、郭松齡、姜登選等新派人物實際負責的陸軍整理處，對匪氣濃重的奉軍進行了認真的整訓。
以「三八旅」為標杆，仿照日軍模式，對官兵之去留、升降、獎懲等等均按照嚴格的規定進行改編，並在軍制、兵種、訓練、軍需等方面頒布法規，對各級官兵依規進行整訓。僅就軍事（不談經濟、文教等）方面說來，這是封建軍閥部隊一次較有成效的近代化。海軍、空軍、兵工廠也都在擴建中走向近代化。曹錕賄選後，直奉兩係為爭奪富庶的上海，爆發了江浙戰爭。

奉系時刻

1924 年秋，張作霖以援助盟友為藉口，派 25 萬奉軍第四次入關，在山海關一帶與直軍激戰。直系馮玉祥部倒戈，奉軍大勝。隨後，張作霖毀掉「不入關」的諾言，令奉軍乘勝南下，直達滬寧。不久，北至黑龍江南至長江下游，幾乎全國 1/3 的繁華地區，都被奉軍占領了。這時的奉軍已達 35 萬以上。楊宇霆督蘇，姜登選督皖，張宗昌督魯，李景林督直。張作霖獨自控制了北京政權，奉系臻於鼎盛。

奉軍在擴張中橫徵暴斂、軍紀敗壞，激起了全國的反奉運動，直系孫傳芳乘機舉兵驅奉，滬寧蘇皖地盤得而復失。更嚴重的是，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郭松齡倒戈反奉。日本關東軍掐脖子要好處，張作霖被迫答應了日方的苛刻條件。由於日本的強力護衛，郭兵敗被殺。東北失去了一次真正進行近代化改革的機會，奉張也從此走上了下坡路。

奉張雖然轉危為安，但仍危機四伏。有戰略眼光的王永江，再次強烈請求改革，且不惜以隱退表達決心。張作霖接受了王的政策主張，發表了「罪已詔」，但隨後又變卦了。1926 年春，奉軍以討伐郭之殘部為名第 5 次入關。這次征戰一直打到 1928 年。先後有打敗馮玉祥的國奉戰爭、擊敗靳雲鶚的河南戰役、被武漢方面北伐軍擊敗的冀南大戰、擊退閻錫山的晉奉戰爭等等。

當國民黨新軍閥蔣介石、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要向奉軍圍攻之際，1927 年夏，張作霖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成為北洋政府最後一位國家元首，張朝思暮想的個人野心短暫地現實了。這時奉軍嫡系部隊良莠攙雜，約有 50 萬人。一年後，當蔣李馮閻四路大軍向京津地區進攻時，奉軍只好向關外撤退。張在返回奉天時，被日本關東軍炸死了。

綜觀奉張叱吒風雲的四部曲，從起家到奉天稱王，再到東北稱王，前三部曲，對他自身或對奉系說來，都可謂是成功的；唯有最後的第四部曲，即五次入關爭霸，大約打了八年內戰，即便對張個人說來，也大有可議之處。這八年內戰，奉張究竟獲得了什麼？損失多還是收穫多？每次內戰，奉張都有「為國為民」的理由昭告天下，但這八年內戰，究竟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什麼？國家和人民是受害了還是受益了？這八年內戰，總共死了多少將士？傷亡了多少百姓？損毀了多少民財？耗費了多少軍費？恐怕統統都無法計算。如果把用於八年內戰的人力財力用在建設東北家園上，結果會更壞嗎？這八年內戰，與張作霖之死有無關係？特別值得研究的是，這八年內戰，與東北淪陷有無關係？是什麼樣的關係？筆者不才且已衰朽，切望諸位高明深入研究。但筆者以為，奉張的軍事近代化存在兩個要害：軍費問題與戰略決策之失誤。

八年內戰的代價

一個家庭，要想興旺起來，用於吃穿用的消費和用於投資的積累，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體上總要適當。如果家裡有人外出旅遊的費用過大，不僅把家裡的所有積蓄都花掉了，還擠占了用於吃穿的必要費用，而且，這還不夠，還得借錢舉債，靠透支甚至乾脆靠變相搶劫來支持外出旅遊，這樣的家庭，不要說興旺起來，就是長期地維持下去都有問題。可是，張作霖、楊宇霆等奉系核心決策人物，就做這樣違背常識的軍政大事，而且，不聽勸告，做得越來越嚴重。

下面，我們不得不用一些能夠搜集到的枯燥數字，來說明奉系的軍費問題。民國初年，奉省的軍費，大約為 440 萬元。張作霖督奉後，軍費增加了。1916 年，奉省軍費大約 611 萬元。1917 年，奉省總收入 1000 萬元，軍費花掉 800 萬，占 80%。1918 年，奉軍第一次入關，奉省軍費增至奉大洋 950 萬元。1919 年，奉省軍費 912 萬。1921 年，奉張以「征蒙」名義從北京索得 500 萬，奉省另外支出軍費 859 萬（兩者之和為 1359 萬）。1922 年，奉軍第三次入關，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奉省這年的軍費超過 3000 萬。自王永江 1917 年 5 月掌管奉省財政以來，四年來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 1100 多萬都花光了，還沒夠。1923 年沒有打仗，但奉省軍費卻為 2024 萬，占奉省總收入的 81%；如果把吉黑兩省的軍費加上，這年三省軍費總計 3628 萬。1924 年，奉軍第四次入關，據外人調查，第二次直奉戰爭軍費 15000 萬，是奉省總收入的 4 倍，大大地透支了。1925 年，兵工廠花了 2300 萬，常年軍費 1800 萬，張作霖個人的特支費 1000 萬，總計 5100 萬，而當年奉省總收入才 2300 萬，還是大大地透支。是年，吉省總收入的 97.3%用於軍費支出，黑省則是 113.3%（透支）。「以後幾年，軍費支出少則 5000 萬，多則 9000 萬，支出最少的年份，將財政收入全部填充軍費，尚不及半數。」1926 年，奉軍第五次入關，是年奉省軍費 7023 萬，1927 年為 9000 萬，1928 年上半年軍費「並無稍減」。

無法獲得周全的統計數據，但上面引用的數據，已經明白無誤地證實了奉張窮兵黷武的嚴重性。在奉系的前期，即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前（1921 年底之前），奉系的軍費支出與其後期相比，尚比較少，但其在財政總收入裡的占比，仍占 80%或 80%以上，這在古今中外的財政史上，也是驚人的。在奉系後期，即 1921 年底之後，軍費在財政收入裡的占比，約在 90%或 90%以上，而在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軍費則透支了全部財政收入，越往後透支得越嚴重。在沒有特別緊急事件（如外敵入侵等）發生的情況下，如此連年嚴重透支，只能說其決策者，已毫無理性可言了。

這樣連年地瘋狂透支，古今中外，恐怕也是極為罕見的。把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用於軍事，自然大大擠占了用於發展經濟（實業等）、教育、醫療、文化、行政的支出，這對東北經濟的發展與民生的改善，當然是極其不利的。連續多年的透支，怎麼還能聚斂到巨額軍費呢？張作霖楊宇霆等人採取了多種辦法：

加稅

這其中的招法很多，把原有稅種加大稅負，例如，黑省訥河縣徵收的「統稅」，1921 年到 1930 年，十年時間增加了 23 倍。1924 年，奉省僅加稅這一招就增收了 2200 萬元。1928 年春，奉省大幅增加地畝稅，上等地每畝由 1.4 元現洋增至 3.6 元，中等地由 1 元增至 2.4 元，下等地由 0.6 元增至 1.4 元，平均提高了 2.5 倍。此外，便「開創」各種新稅種，農民養馬養牛養豬等等都要交稅，學生入學要交稅，人們結婚要交稅，還有什麼「過橋稅」、「斗秤稅」，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張學良主政後，1928 年底，官方（奉天整理財政委員會）調查公布的奉省雜捐，即有 350 多種，絕大多數加稅最後都加在普通百姓特別是農民身上。

攤派

對決策者們說來，不管下層官吏怎麼徵收，高層定下來下層就得如數徵收。1926 年初，奉省要各縣攤交「討郭」戰費，一等縣 11 萬，二等縣 9 萬，三等縣 8 萬。

徵收

如 1918 年南征的軍費，1921 年「征蒙」的軍費，1922 年奉軍戰敗後截留的關稅、鹽稅，後來京奉鐵路的收入以及在新占區就地補給等等。

舉借外債

自張作霖督奉到 1927 年，從日本先後貸款 18 次，共計 1.0248 億日元。取自日本的貸款，不僅利息高，還付有種種苛刻條件。

發行公債

1926 年，王永江辭職後，奉省便發行了 5000 萬現洋公債，不過，這種公債是強行攤派而不是自願認購的。

開禁鴉片

為彌補軍費不足，張作霖與楊宇霆、翟文選等人決定解除禁止種植與販賣鴉片的政策。只要向官府交納重稅，即隨便種植、販賣和吸食鴉片。這種公開殘害民眾生命和健康的毒品政策，增加了奉張的稅收。例如，熱河每年種植鴉片不下 5000 頃，徵收捐稅達 1300 萬元。明明是開放了毒品，但奉張卻把煙毒徵稅機構叫做「禁菸局」（後改稱「籌濟局」，百姓稱「抽筋局」）。

濫發紙幣

上述加稅、攤派等等 6 種聚斂軍費的招法，雖然都「行之有效」，但從實施到把軍費聚斂到手，都有一個過程，難解軍事急需，況且，這 6 種招法，在實施的過程裡都無法保密，常常遭到詬病。唯有增發（印行）紙幣奉票，在當時可以偷偷地進行，而且對官方說來，把紙張變成可以購買一切的金錢，幾乎不花什麼成本。於是，張楊等人便把增印奉票做為「對外擴張的充電器和血庫」。

1917-1920 年，奉軍沒打大仗，王永江的財政政策也沒受大的干擾，奉票幣值比較堅挺，奉票 1 元大體上可以兌換 1 元現洋。1921 年，奉張準備入關打仗，奉票增印至 3 千萬元，平均 1.436 元奉票兌換 1 元現洋，顯然貶值了。1924 年，奉軍第四次入關作戰，是年 11 月，奉票印行猛增至 22000 多萬元，兌換現洋之比價，年均跌至 1.715:1。郭倒戈之後，奉軍第 5 次入關，仗打得越來越大，越來越頻繁，奉票之濫發便越來越嚴重。張作霖死後一個月，即 1928 年 7 月末，奉票已印行了 146000 多萬元，兌現洋之平均比價為 23.853:1。第二年，跌至 60:1。八年內戰，使奉票跌了 60 倍。濫發紙幣，物價當然飛漲。當時普通百姓日常食用的玉米麵，1927 年 2 月，每斤 0.26 元，1928 年 2 月末，漲到每斤 2.20 元，僅一年時間，漲了八倍半。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從北京政府到各地軍閥都濫發紙幣，但發行數目之多，對紙幣發行依賴程度之深，非奉系軍閥莫屬。」客觀地說，濫發紙幣，就是變相搶劫民財，其「嚴重後果，導致百業凋敝，民不聊生，嚴重地動搖了奉系軍閥統治的經濟基礎」。

那麼，奉張政權為何沒有跨台呢？簡略地說，第一，絕大多數東北老百姓，寧願忍受苦難，也不願鋌而走險。第二，日本侵略者尚未做好武力侵占東北的各種準備。第三，張學良主政後，放棄了爭奪中央政權的內戰政策，轉到整理內政、發展經濟的正確軌道上來。第四，龐大的奉軍將士和奉系中上層官吏是既得利益者，他們維護奉張政權。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奉軍士卒月餉，步兵現洋 8 元，騎兵 7 元，炮兵 9 元；打勝進關後，張下令每人月餉增加現洋 8 元，而且還加發了一個月的軍餉。

張學良縮編奉軍後，已經盡量壓低了軍官的薪餉，但仍然規定上將月餉 1200 元，中將 800 元，少將 500 元，上校 300 元，中校 200 元，少校 100 元，上尉 70 元，中尉 40 元，少尉 25 元。與普通百姓相比，奉軍官兵的軍餉非常優厚。立功的還可受獎或晉升。總之，窮兵黷武的好處，都讓奉系和奉軍的高層以及中層拿去了，窮兵黷武的惡果，都轉嫁給了普通百姓。不言而喻，窮兵黷武所帶來的畸形軍事「近代化」，是以犧牲東北經濟與民生為代價的。

王楊之爭與東北之命運

19 世紀 20 年代前後，東北地區的主要社會需求是什麼？最大的危險來自哪裡？張氏父子主政東北時期，入關打內戰不是東北大多數民眾的主要需求，東北的主要危險不是來自北京而是來自東京，民眾和社會的基本需求是發展經濟，並相應地做抵抗日軍侵略的軍事準備；也可以說，當年東北的主要任務是經濟近代化，並在此基礎上軍事近代化。這種基本要求，在奉系的高層，是否曲折地有所反映呢？

眾所周知，在參與奉系重大決策的核心圈裡，對於入關爭霸，是有爭議的。張作相、吳俊升、張景惠等人不止一次地主張「保境安民」，郭變之後，張學良在內心裡也不贊同入關爭霸。但獨掌最後決定權的是張作霖，能夠影響張決策的，只有智囊楊宇霆和理財能手王永江，而楊王兩人，在戰略取向上，卻是對立的。張作霖在世時，楊一貫主戰，這幾乎沒有爭議。但王永江何時開始反戰，卻有爭議。有人說 1921 年準備入關作戰（第一次直奉戰爭）時，王就反戰，但金毓黻說，商討第一次直奉戰爭時，王受楊「慫恿」，因而「合詞主戰」，但戰敗後王就醒悟了。這就等於說，王上了楊的一次當。那麼，王的基本主張，是一貫反對入關打內戰嗎？

受張作霖重用後，王革新警政，整肅吏治，嚴理財政，樣樣績效卓著。1919 年，王倡議籌辦奉天紡紗廠；同年，為自築奉海鐵路與日方反覆交涉；1922 年倡議創辦東北大學；同年，反對楊宇霆擴建兵工廠；1923 年親自募款，創辦了奉天公立醫院；同年，支持收回旅大與收回滿鐵附屬地教育權的鬥爭；1924 年 1 月，在東三省政要會議上，提議三省集資辦廠開礦，振興實業；同年 5 月，為發展交通，成立東三省交通委員會，出任委員長。王自己說，他開始受重用時，「初本期舉實業、教育、吏治、交通、屯墾諸大端」都能走上發展之路，以此為東三省的「根本之圖」。綜合起來看，王所言非虛。金毓黻說王第一次直奉戰爭偶爾附和主戰是受楊的「慫恿」，比較可信。但戰敗後，王就明確地表明了自己反對內戰的主張。1922 年 7 月，王致信楊說：「中國人與中國人斗，勝者不足榮，敗者不足辱，且適足騰笑列國。雖據全勝，亦不過取列強之一嗤，不足於稱豪於一時，反足以遺害國家而已。（楊）當極力主張縮減軍備，共圖文化。」不要忘了，王寫此信時，陸軍整理處就要成立，奉系政要大多主張整軍經武，以便尋機打敗直吳。可王卻說，與直吳打仗，無論勝敗，都是內戰，只會讓國家受害而已。

從總體上看，王為「將軍後世計」時，總要為「桑梓禍福計」，在「不忍將軍投入荊棘」時，總是不忍「人民之陷入水火」。這與張楊兩人是不同的。張楊兩人在決策未來時，大多側重於個人的利害。王之「徹底改革方針」，無論是為國家或為張個人，都堪稱深謀遠慮之戰略，但王沒料到張會完全拒絕。王是個有操守的人，他便毅然決然辭職。張所依重的大能人，張幾乎都能籠絡住，但王是個例外。王辭職後，張 6 次派人去請，第 7 次則是派兒子張學良去請。1926 年夏，張作霖從旅大返奉時，特意在金州停車兩個多小時，佇候王之來見，但王至死沒再與張見面。王與張分手並不是因個人厲害而是因政策分歧。

從根本上說，王是因反內戰政策而與張分道揚鑣的。入關爭霸還是實修內政？哪條路徑是邪路，哪條路徑是正路？王與張楊的這場爭論，大約從 1921 年前後一直持續到 1926 年春，長達 5 年。這場戰略選擇之爭論，不僅關係到奉系首領的個人前途，關係到東北能否實現真正的近代化，也關係到東北乃至全中國的命運與存亡。王永江認為，如果東北能休養生息二十年，不但國內各派軍閥無法與東北為敵，「且亦力足抗拒強鄰對東北覬覦」。王的這個論斷，恐怕一些權威學者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但王與張、楊的這場爭論，究竟孰是孰非？恐怕歷史已經做了結論。張作霖在兵敗回奉時被日人炸死；楊宇霆在與張學良爭權時被殺；最嚴重的是，東北在九一八事變時淪陷了，一段悲劇性的歷史也隨之展開。